细究起来，魏氏模式把语文学习看得过于简单，把学生的内心世界看得过于简单。这种教学模式越来越为新锐教师所诟病。

    1991年10，目当时还是江西上饶一中的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在《语文学习》发表《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的文章，认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可占。”

    在这篇文章中，程红兵站在人性的高度，矛头直指对魏书生“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

    程红兵写道：“……十分的严谨，十分的有序，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规范，用于生产可以出标准的器件，用于育人，则并不妥当，千篇一律，标准规范的器件是好器件，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章绝不是好文章，而用于一个模子塑造出统一的标准化的人，那只是对人性的扼杀，绝不是教育。”文章在语文界引起了震动，然而，囿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讨论并没有继续下去。

    进入21世纪，《北京文学》接连发表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和《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语文教育》等几组文章，批评当前的语文教育形势，认为当前中学语文教育教材陈旧，教法僵硬，考试制度不合理，存在着许多问题。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也组织了相关的社会各界谈中学语文教育的节目，认为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存在种种弊端。社会各界，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无不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形势表示深切的忧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坦言：“实际上，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就是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有教改意识的老师靠自己摸索进行改革，但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结果在学校待不下去，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

    被称为“教育改革的先锋”、“素质教育的旗帜”的魏书生，其语文教学模式越发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并引起争论。这些批评充满了理性的分析和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忧思，参与其中者，既有寂寂无名者，也在站在语文教育浪尖的特级教师。

    其实，从本质上讲，这种批评和质疑并不针对魏书生一人，而是针对魏书生所代表的具有广泛性的20世纪末的某一典型教学模式而发，是对中国语文教育一片荒凉的呐喊。2001年，《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展开了对魏书生语文教学模式的讨论。《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刊发的同组八篇文章中钉五篇对魏书生的教学模式持批评意见。其著名的“语文知识树”、“六步教学法”皆成为被批评的对像。

    特级教师董承理《迈开语文教改的另一条腿——兼论魏书生老师语文教学改革的局限》一文，分析了魏书生语文教学改革的局限性：“在他(魏书生)的洋洋百数万字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著述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涉及他所执行的教学大纲、他所使用的教材和他所传授的这个知识系统方面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全部努力，都是朝着如何使学生适应这个教学系统展开的。换句话说，他的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现行语文教学系统的特点(包括其严重的局限性)的适应上的。”

    他分析，与同时代多数教师一样，魏老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将现成的语文课本中的知识点加以概括(最有名的是其“语文知识树”)或进行类型化分析，然后反复识记、简单操练以适应现行的考试，而没有真正有效地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

    对应试的教学目的，魏书生自己似乎并不讳言，甚至经常强调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其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1996年第12期上的《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中说：“我觉得，搞教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强应试能力，提高升学率，这是搞教改同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搞改革，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变被动应试为主动研究应试。”

    “我们不可妄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观念和应试化价值取向成全了魏书生，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魏氏模式的成功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或者这样讲，仅停留在‘语言——思想’层次上的考试题成全了魏书生。”郭古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