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初教育部发布数字称，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创历史之最，总计723万名，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一半，占报名总人数的55％。

    这个数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几十年来，805的农村孩子能够读上高中的多了起来，终于可以与20％的城里孩子在报考上平分秋色了；另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考大学仍是农民孩子最好的出路。但是又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最终有多少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能否都上得起？

    在中国，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这又是一个既容易又难于回答的棘手的难题。

    有人估计，贫困生在高校的平均比例已达到25％。如果按此计算，全国在校大学生中，贫困生已达到300万人。300万贫困生走进大学校园，不单给学校，也给社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困难期？如何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如何使将来走出校园的他们和其他富裕同学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社会上流传着这种说法：一是看不起病，二是读不起书。一家有一个生重病的，这家很快由脱贫又进入贫困户；一家有一个读大学的，全家人变为贫困人口。大学生与贫困人口成正比，越是教育发达地区，这里的农民就越穷，大学生越多贫困人口也就越多。

    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而言，教育支出无疑是家庭中的一大笔开支，但这仪足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活动，是能形成一种能提高人的未来收益的资本。简言之，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体因受教育不同会产生收入差异，一般而言，受教育氍度高，得到的收益就多。

    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首先满足城市的需要，乡村则处于发展的边缘。城市资源不可能流入农村，农村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这种经济与教育的反比现象，影响了农民对义务教育的信任，导致“读用论”重现。这种“念书赔本”现象和“教育支出足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现象，症结都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投资基础教育收益率低所造成的。

    无可否认，我国实施的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以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把人死死地束缚于所在之地，对农民更是如此。实行的学校教育是着眼于城市和业化社会、立足于精英选拔的教育，高考制度配合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培养r城市所需的大量人才，但却对农村教育造成了冲击和负面影响。于升学考试制度的存在，一小部分人得以离开农村，而大多数人却不得不生活在农村，可怕的是学校并没有给他们传授能够在农村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农村的学校教育对提高当地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最有才能的农村青年离开农村，而农村发展日益艰难。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农村教育陷人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而现行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教育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农村教育本身，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锋说：我们派人下去调研时，有位贫困大学说：“我想飞，可是，谁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呢？”在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从2002年9月起，推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主任对媒体讲了一个故事：“2003年7月旬，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写的是陕西榆林地区的考生景艳梅高考结束后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她的父亲不但不高兴，反而自杀了。景艳梅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上大学呢？如果我不上大学，我的父亲就不会死。’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拿着报纸整整哭了两小时。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一直观察这个群体。”

    据悉，从2003年秋季开始，湖北省武汉市将继北京、黑龙江、新疆等地之后，在13所重点高中开办“宏志班”，扶助300至5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完成高中学业。这批“宏志班”的学生，将免交高中3年的全部学费书费，并每学期每名学生得到500元生活补贴费。

    成都市政府规划在2002年至2006年间为140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市级奖学金。主要资助对象为成都市所辖20个区(市)县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的中小学生。其中，城区小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500～6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年资助600～700元。对于学业特别优秀的贫困生，将酌情提高资助标准。

    有关专家说，无论是“宏志班”，还是“奖学金”，对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贫闲学生无疑是个福音。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解决少数成绩特别优秀的贫困中小学生的学业问题，却无法解决绝大多数贫困学生的现实问题和长远需求。各地应该因地制：自，给予城市贫困中小学生充分的帮助。

    从“鱼”到“渔”是一个飞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这才是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