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科举时代，是崭新的一代新教育家亮相。诸如晏阳初、蔡元培、张伯苓等教育精英。

    一生倡导“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诸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的教育家晏阳初，被耶鲁大学评为“为人类作出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1943年5月24日晚，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晏阳初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二十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印，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什”坐而沦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小厂解农村，才到乡问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比乍活小去找问题，太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一副农大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晏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一一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平节言。”

    可以说，晏阳初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同晏阳初一样，蔡元培当之无愧为科举之后中国大学教育第一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次年秋天，距离后来废除科举的日子还有六年，绍兴四学堂的花厅里有过一次宴会，关于这次宴会，蒋梦麟曾经有过叙述：“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问高举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哄堂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谈论科举废除之后的教育，一切要从蒋梦麟笔下的这个才子说起。这个才子，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最早涉身富有现代气息的教育大概要从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算起，后来同样在教育史上享有大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时就是蔡元培教授特班上的学生。

    第二年，蔡元培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政治型教育家的称谓大概来源于此。

    1912年，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这是个官，不过蔡元培不单是个教育官，更是教育家。在近五千字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蔡元培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他当时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从现实着手却从长远之处着眼。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17年出掌北大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一时之间红楼上下欢腾，校园中人奔走相告“冉逢先生蔡”。

    这其中其实并不包含多少对现代大学的期盼，在学生的想当然中，有蔡元培这样一位充满个人魅力又资望深厚的人物来担纲北大，日后毕业想必不难寻觅饭碗。

    1917年1月4日，49岁的蔡元培乘坐马车缓缓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在接下来的一场极富震撼力的演讲中，他为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定下的却是一个恒久的调子：“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人正轨。”

    对学生们说了如此这番，又对教授们说了如此那番：“当有学问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说完这番，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开始和政府谈条件：“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至此，一所成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已经呼之欲出。之后的岁月里，蔡元培成了北大“永远的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深人人心，并被后来者奉为圭臬。

    与晏阳初、蔡元培同时代的教育界人士，当推一个叫张伯苓的名字，足他把南开中学推向了一个至高的高度。如果讨论科举之后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南开中学是有代表性的。

    说南开，还得从戊戌变法说起。戊戌变法风潮一起，使实业家严修深受启发，认识到了创办新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98年，严修回到天津老家，在严宅设家馆，聘用当时的新派人物张伯苓执教，让英语、算学和理化知识，这些新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传统私学的讲台，这就是南开中学的肇始与胚胎。1904年，在天津主持“新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严修以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授其筹备新式教育。同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正式成立中学，称为“私立中学堂”，当年招收的学生中，就有日后成为清华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

    1907年，学校迁到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始称南开中学。

    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从一开始，张伯苓就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对于科举的好处与坏处，学者们都可以找出成千上万条理由，或歌功颂德或无情鞭挞，但要真正看到哪一种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晏阳初、蔡元培、张伯苓等教育先驱，无疑提供了优质的答案，可惜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教育发展轨迹，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道路前行，而是迂回曲折走了不少弯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越来越偏离了教育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