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谕废止科考，在国朝历史上，科举可谓源远流长；在制度伦理与人义心川科举可谓根深蒂固。

    问题在于，废止科举仅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选举制度．还足…此废止了一种文明类型？而一纸诏令可以废除一种千年政教制度，足否也町以废除该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证制。剑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隋朝“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尚未形成制度。而唐代承隋制，科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还有武举：常科考试的科目有秀才、绛、俊、进仁等十余门，制科名目则有八十多种，武举项目分马射、步射、码枪、负重等。考生有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或州学、县学的生徒，也有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的乡贡。选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而且也看名门显贵推荐，并兼采时望。它上承两汉魏晋重名重行的察举荐选古意，下启两宋明清纯粹以文取、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湖南学者谭伯牛撰文称，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后，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

    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

    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后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

    也就在1905年这一年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稍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没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日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