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浑蛋与恶魔

    因为恶魔的眼里只有失败者，没有假想敌

    我去看了电影《桃姐》，这电影拍得很好，好在它的平淡，大概对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都是这样平淡度过的。这部两小时的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寻常的体验，我们跟随桃姐走过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光，我们总不免会设想在这个人生际遇发生突变的过程里，会有一个个戏剧的冲突在前面等着我们和桃姐，会有几个不那么友善的人出现在善良的桃姐面前，但直到最后，这个人也没有出现，桃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好人。

    你也会这样吗？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让我觉得不真实，甚至恐惧。我们从出生以来接受的全部教育其实都是围绕着两个字：警惕。警惕小朋友欺负你，警惕坏叔叔拐走你，警惕口香糖粘住你的肠子，警惕老师偏爱了其他孩子，警惕那个抄你作业的同学考试排名超过你，警惕你上铺的兄弟姐妹背着你抢走那个offer，警惕那个向你求爱的人只是为了跟你上床，警惕别人盯着你的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我们习惯了在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上设置一个坏人，以使得自己随时保持警惕。我们的父母是这么教我们的，我们也是这么教孩子的，我们的存在无法完全依赖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很多时候，我们的一生都活在与假想敌的斗争里。

    我小的时候常常会睁着眼躺在那里做白日梦，我最喜欢设想的是自己无意中捡到了一大包钱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天马行空又充满悬疑和惊悚的游戏。每次我都会为守住这一大包钱设计出很多的曲折环节，每个环节里都有一个敌人。我会设想这其实是一个犯罪集团在交接毒品时留在那里等人拿走的货款，于是我一路被毒贩们追杀到天涯海角；我会想我是跟同学一起发现了这包钱，我们平分了，但是他却时时都在谋划着干掉我以便拿到另外一半；我会想我悄悄地把这包钱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并且常常独自去看看钱还在不在，这奇怪的举动被一个贪婪的养蜂人发现了；我会想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我一夜暴富都来借钱，咬牙把这钱藏上十年之后再花……这些年，这是我独处时的一个脑力小激荡，我像一个自己跟自己下棋的人，一会儿处处警惕，一会儿处心积虑。现实里，我们同样得扮演这许多的角色，只不过，你不必那么分裂，因为可以陪你下棋的人很多很多。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那么多假想敌，因为警惕与戒心常常被美化成为正义感，更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无法或不敢对真正让自己不满的事物发起反击，于是就会以正义之名找来一个替罪羊当作对手。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面对超高的房价，不一定会去思考一个二十二岁的人到底该赚多少钱，而是会痛斥好房子都被“官二代”和“富二代”买走了，其实他们看不上的房子有的是，你一样买不起；一个性格、外貌、收入、地位、学识都无甚过人之处的屌丝，因为总是找不到中意的女朋友，而痛斥现在的女人都太贪婪、太财迷、太现实、太功利、太不识货，却从来不想想马路上还有大把自己看不上的淳朴姑娘在期待一个普通男人的垂青；一个穿着皮衣皮裤皮鞋的人，可以天天反对皮草，只因为你的鞋上没有毛；一个天天吃着猪牛羊鸡鸭鱼的人，会对着一张打狗的图片痛哭流涕；看到校车出事故，你会骂政府不修路；看到公路收费，你会说修路的钱可以买好多校车；看到别人移民，你会说那都是汉奸；看到林书豪走红，你会说那其实是个中国人……你有那么多的不满，赚钱少、职位低、X生活不和谐、油价高、房子贵、单位离家远、炒股票被套牢、男朋友劈腿、KPI（关键绩效指标）不及格，可是你不敢跟老板掀桌子、你不敢让躺在身边的那个人滚蛋、你怕被跨省、你怕被喝茶，你什么都不敢，错全是别人的，你永远是受害者，因为受害者总是正义的。

    托克维尔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主编许知远用这句话这样解读了微博时代的中国，他说：“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们渴望变化，而且是立刻，但至于变化的目标与方向到底是什么，人们并不真的关心。而且，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短暂的物质利益占据了，以为所有的政治不过是利益的划分，却忘记了有某种道德精神和政治原则的存在。倘若没有道德精神和政治原则，人们会习惯以群体的口吻来讨论问题，而很少涉及个人的维度。”这段看起来有点艰涩的注释很清楚地描述了人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树立假想敌的现实。你大可不必为这样的陈述而愤怒，因为你无法否认每个人都有敌人，只不过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为什么我会得出如此武断的结论，是因为我知道很少有人恨自己……

    我在那个捡到钱的白日梦里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假想敌，有时候我赢了，有时候我输了。这个白日梦的意义在于让我回到现实后，已经完全厌倦了这样的游戏，我懒得去想谁会对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吧，我也不见得对别人有多好，我懒得去想那公不公平，因为本来就没有公平；我懒得去想我可能会失去什么，因为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我懒得去给一切失败和痛苦寻找根源，因为那都是咎由自取。我乐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浑蛋与恶魔，因为恶魔的眼里只有失败者，没有假想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