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刚到苦栗树村的时候，摸佬算得上个人物。运动前期是最时兴宣讲的，宣讲团里总少不了忆苦思甜的贫下中农。摸佬家过去的贫穷和当时的贫穷那是没人能超越的，忆苦思甜的人选也就非摸佬莫属；宣讲团里当然就阵阵不离穆桂英了。

    之所以叫他“摸佬”，是因为他是两只青光眼。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却什么也看不见，做什么事都是靠两个手摸着、探着。

    别看他两只眼瞎着，家里的活他一个人全能做。他没了老婆，一个人拖着俩儿子，生火、做饭，涮锅、洗碗，浆洗、缝补，养鸡、喂猪……还能拄着点着竹棍，走过窄窄的田埂、地沟，到菜园去摸索着拔草、摘菜。摸佬四十岁上一个人来到苦栗树村。这个时候他眼睛还能看见，还能在外干活。娶了村里一个拖油瓶的穷寡妇，寡妇拖着的儿子也就三岁多点。这寡妇第三年给他生了一个不足月，像个剥皮老鼠似的孱弱的儿子；儿子黄皮寡瘦，两岁了还不能站稳。第二年这女人就闭眼撒手走了。好在这女人使摸佬在世上做了真正的男人，还给他留了两个后。尽管第一个儿子不是他的种，好歹也管他叫爹。这时的摸佬几乎失明了。他就是靠着一双瞎眼，摸索索着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的。

    夏天里，几个月的时间，他只用两条叠腰的大裆短裤对换，其它的，一根纱也不穿。光滑的脊背，皮肤晒得黝黑，像上了釉的琉璃，雨水滴在上面都立不住，骨碌碌就滚落下来。摸佬的烟瘾特大。一根小山竹竹蔸做的黄烟筒，几乎不怎么有闲的时候。可是，他一年的时间里，大概有三四个月没钱买黄烟吸。村里住在他近处的男人们，时不时到他家歇歇脚，有意无意的把黄烟给他过过瘾。他逮住了总得要贪婪地猛吸一伙，总要烧完一根长长的麻杆（苎麻脱完皮的茎，晒干后农民用它做点火吸烟的捻子，比香火还好使。又经济适用）才肯罢手。大多数时候是没得烟吸的。他就把床上睡了几十年的黑棉絮或身上穿了一辈子的老棉袄里的黑棉绒扯出来，捻成一小撮一小撮的摁在烟筒眼里吸着过过烟瘾。

    总之，摸佬一辈子吃了三辈子的苦。不管在哪个时代，简直可以说，没过过一天爽心的日子；可是他也一辈子乐呵了三辈子，没有一天忧愁过。我在苦栗树村的那些日子里，就从没见摸佬脸上有过一丝的苦闷。哪怕是天要塌了。

    摸佬在宣讲团里能做忆苦思甜的常驻嘉宾，还有他的一个强项，那就是，记性特好。大队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把一篇《为人民服务》教他跟着读了十几遍，他就能完整地背下来。瞎子的记性特别好这一点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因此，在忆苦思甜之前，带队的总要他露一手。他也很乐意用那纯粹的江北口音秀一秀他的本事。摸佬《为人民服务》背得不错，可忆苦思甜却不太让人省事，常常叫带队的领导尴尬得下不来台。

    忆苦之前，带队的领导反复启发过摸佬：好好想想，你一辈子中，吃过的苦最深的那些把它讲出来，不要讲那些不痛不痒的，最好是能把大家讲哭了，那才叫厉害。还记得是哪个时候吗？

    摸佬每次都是信心满满的说：“知道。我自己吃过的苦还会不记得？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我把吃过的苦讲出来给大家伙听，他们一定会哭的。我到现在想到那些日子，都还会淌眼泪哩！”

    在忆苦会上，摸佬用他那地道的江北口音说：“那几年啦，天干得庄稼差不多是没有一粒收成。水田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根还没长成型的枯黄的禾苗，旱地里，玉米、高粱都还没抽出穗子，在火辣的太阳下都要烧焦了。那时在我们老家，家家都是餐餐用米桶里还盖不住手背的一点米，抓上一把，加上一大筐菜叶，熬成一锅菜叶粥，全家人端着能照见影子的一大海碗，咕噜咕噜几口就喝个精光。几泡尿下来，肚子就空瘪瘪的，肠子在肚里咕咕咕直叫唤。再过一些日子，那几把米没得抓了，菜叶也吃完了，漫天漫地的都是大人小孩在挖野菜充饥。那天干地旱的，野菜又有几颗哟！不几天，地里就再也看不到青色了。怎么办？大家伙就开始剥树皮来煮着吃。到后来，树皮也吃光了。怎么办？命还要活哇！大家伙就到处找能咽下肚填饱肚子的东西。最后找到了观音土。这东西吃下去，肚子倒是填得胀胀的，不感到饥饿了。哪晓得到晚上肚子胀得都要爆开了，想把肚里放空来，唉，就是怎么都屙不出来。紧跟着几天都屙不出屎来，许多人用指头一点一点抠，抠得都出血了；许多人就这样胀死了。唉，天啦，那几年饿死了几多人咯！”

    台下这时就有人被激愤了。很多人在不停的抹眼泪，甚至还发出了很大的抽泣声。看到这个效果，带队领导掌握了时机，实时举起了拳头，高喊着：“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打倒吃人的旧社会！”

    “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

    “新中国万岁！”

    “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

    底下群情激愤，跟着领导高呼着口号，一浪高过一浪。

    口号声渐渐停下。摸佬还要开口接着忆苦，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突然发问：“摸佬，你讲的这些事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呀？”摸佬想都没想，开口就道：“58年、59年呐。那几年我们老家饿死的人那简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还没等摸佬说完，领导赶紧蹿到台上，一把打断摸佬的话，恶狠狠地发问：“摸佬，你记错了，搞混了吧？”摸佬道：“我还会记错？打死我也不会错！我活了五十多岁，记得清清楚楚，就那几年饿死人最多！”

    领导只好赶紧救场，岔开说：“错了错了，摸佬糊涂了。来来来，下面听摸佬来背一遍《为人民服务》，大家欢迎。”摸佬还在那里心有不平。但在领导的一再催促下，也就只好顺坡下驴，用浓重的江北家乡口音背了一遍《为人民服务》。也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忆苦会。

    会议结束后，带队领导去做汇报，显得非常尴尬，一再在上级领导面前做严肃的自我批评，狠挖灵魂深处的错误。退回来，赶到摸佬面前，把怨气全部撒在摸佬身上，把摸佬狠狠尅了一顿，并警告说：“你这死摸佬，在那样的场合胡诌。白活了六十多岁！就算你记得是58、59年的事，也要把账算到旧社会头上去呀！怎么能给新中国脸色抹黑呢！下次再这样胡说，就要把你抓起来，关到牢里去！管你是不是贫下中农。”

    领导们经过这次事件后，也在一起商量过，是不是换掉摸佬，另找他人。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既苦大仇深又会背主席著作的人，也只好将就着还是用摸佬。只是，在活动前，带队领导要反复叮嘱摸佬，要记住受苦是在旧社会的事，不能往新中国脸色抹黑。

    摸佬经过第一次忆苦的教训，加上又受了带队领导的思想教育，更害怕再说错了会被抓去坐牢，在后面的几次忆苦会上，有几次说着说着又说说错了，带队领导在一旁，高声一咳嗽，摸佬就赶紧纠正说，错了错了，我记错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总算是把场子给救过了。

    领导们带着这样的宣讲队，走村串乡，四里八乡都走遍了，要把影响扩大的邻里公社去了。

    在活动开始前，公社领导们开了个碰头会。会上领导们又提到了是不是换个忆苦的人选的问题。可是在全公社苦大仇深的人圈子里，筛过来，筛过去，还真没有一个能替换摸佬的人。没得法子，只好还是用摸佬。只是大家认为，再出差错，那就不仅仅是我们公社面子的问题，更是政治思想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再叫摸佬搞砸了，那我们这些在座的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既然摸佬“忆苦”忆不好，那就叫他“思甜”吧。“思甜”总不会出纰漏了吧！再怎么样，只要不是傻子，都应该知道幸福的生活是在什么时代了。

    不过，临行前，带队领导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摸佬：你把你这辈子最最幸福的生活讲出来，赢得大家的掌声越多，就证明你成功了。

    摸佬还是像忆苦时一样，站在台上，瞪着两只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眼睛，两只手紧抓着一个铁皮大喇叭，用他那地道的江北口音，开始“思甜”了。

    “我长这么大也没有那个时候吃得好。每天晚上都有糕点拿来给我们做宵夜，隔三差五东家都会给我们打打牙祭，一日三餐是上好的白米，两干一稀……”

    底下有人打断摸佬的话匣子，发问道：“摸佬，你这说的是哪年的事呀？”

    “民国26年27年呐！”摸佬答道。

    听了这样的话，底下带队领导差点没气岔过去。偏偏担心的事它就发生了！一个箭步冲上台去，对着摸佬大声呵斥：“我怎么跟你叮嘱的？你民国旧社会在哪里过这么好的日子？你是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呀？”

    “我在‘怡顺’糕饼坊放驴呀，那东家对我们伙计是真的很好哇！”

    “混蛋，地主老财再怎么好，有党对待我们贫下中农好吗？地主老财再给你打长工的好吃的，有你在新社会吃得好吗？叫你‘思甜’，你倒好，思起民国旧社会的好来了！”

    “是你叫我把我这辈子最最幸福的生活讲出来，我记得这辈子就那个时候吃得最好，也就讲了咯。我哪晓得么事新社会旧社会的，我今天，全家一个月的谷子半个月就吃完了，还得一天吃两餐稀的，才能撑过半个月；一年也就过年过节、插田双抢吃几回肉，一回也就分得一点点肉，我只吃得一点肉皮，好一点的要给我的两个儿子吃。本来算计忆苦思甜能有个牙祭打打，哪知道还得吃糠巴、吃野菜……”摸佬还想要争辩下去，邻里公社的听‘思甜’的社员可不答应了，有社员在底下挥起拳头喊起了口号：“打倒摸佬！”“摸佬为地主老财翻案！”“摸佬为地主老财歌功颂德！”“摸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这有人领头一喊，群情就激愤起来，群情一激愤起来，别说是带队领导，就是县里、省里的领导来了也禁不住了。这时的摸佬，别说背一篇《为人民服务》，你就是把主席的著作四卷本全背出来，也救不了他的命。好在他的贫下中农成分帮了一点忙，没有被判成阶级敌人，但也逃脱不了摸佬从此被批斗、被游行的下场。从此摸佬跟忆苦思甜便再也无缘了。

    这么多人里头，只有我清楚，摸佬说的全都是实话。因为我来到苦栗树村时，总喜欢坐在摸佬家破旧的茅屋里，跟村里的几个小伙子一起，听摸佬胡天海地的瞎侃。怎么说在村里摸佬都算得上是一个闯荡过江湖的人。而村里的其他本地人可是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摸佬总喜欢提起他年轻时在城里一家大户人家帮工放驴的幸福生活，他总说他的那个东家是怎么怎么的善待伙计；他说起东家的那大宅门、大店铺、大工坊，脸上总是美滋滋的，好像他就是那个大家族的一员。后来，他知道了我家就是城里那个大家族的后代，感到特惊讶，总是不停的感叹。言下之意好像在说：你们今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关于摸佬的这些说法，我也在我父亲那里得到了证实。

    我们家族在抗战前确实是县城的大商户。我们县城本就是个弹丸之地，我们家族在城的北门濒临长江岸边，东靠镜子山脚下，西到沿街铺面，就有占地长近500米，宽近200米的大宅院。临街是一爿店铺，中间是正室，后面沿山脚下是花园和糕饼作坊。年轻的摸佬就在糕饼作坊负责放养卸了磨的驴。家里养的糕饼师傅、杂役工人；前店雇的掌柜、店员，账房、管家就有好几十人。

    我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做好的糕饼除了供给本县城里、乡下的客户以外，还有大批的糕饼从作坊出炉就直接打包从后面运出，直接到江岸码头，从长江水路下运往安徽、江浙；上运往湖北、湖南。

    祖辈们对雇员、顾工的确是待遇不错。正如摸佬所说，“怡顺”招牌的店铺了绝不卖过期的糕点，总是在糕点快要到期之前，就拿出来分给雇员、顾工们，他们吃不了还可以带回去赏给老婆孩子们尝尝。平时的伙食也不赖，每餐至少有一荤几素。我想，商人总是逐利的，祖辈们也不会白给他们吃。我就听父亲说过，家里的伙计们做事，那是当着自家的事一样，玩命的，根本就不要人监工，都是抢着做完自己分内的事，时间还早，就再干点别的，为明天的事做准备。父亲说，他记得小的时候，家里又一次不知怎么引发了一场大火，虽说火是发生在正室里，不关前面店铺和后面作坊的事，可是前后的伙计们全都主动出来拼命救火了。要不是伙计们全力以赴冒死抢救，十个宅院也化为灰烬了。等到大火扑灭后，大家燃了胡子眉毛的，烤炙了胳膊大腿的，全都挂花带彩。这不就是平时对伙计们好待遇的结果！

    是的，祖辈们做生意的头脑是精明的。他们平日里对伙计们厚道、友善，这就好比我们现代人生活中买保险。谁知道人一辈子会不会出什么灾祸？先把保险买好，一旦灾祸发生了，就好有个赔付吧。这些伙计们在火灾里拼死救火，不就是对他们东家平时买“保险”的赔付！

    所以，我知道，摸佬在“思甜”会上美滋滋地回味他在“怡顺”放驴日子里的幸福时光，那是没有半点水分的，是千真万确的。

    ……

    我是在七十年代末期离开苦栗树村的。在我走后的十个年头上，我回了一趟村子。听摸佬的两个儿子说，他爹是前两年离开人世的。在八十年代的头五六年里，摸佬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呢？从我见到的他的两个儿子的生活状况就可得知，如果叫他再“思甜”的话，他还会美美的回味他年轻时放驴的那段时光。因为在苦栗树村大多数人家都由茅屋翻盖了瓦屋的映衬下，他的儿子仍旧住着原先的茅屋，只不过屋上的旧茅草全部翻掉，换了几层新茅草罢了。在大糊弄时，在大集体拿工分的年代，他的两个瘦弱的儿子拿不了多工分，做不了进钱户，何况在分田到户，各家各户经营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责任田的时代，他那两个瘦弱的、怂怂的儿子还能过上好的营生吗？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有时我就在想，如果摸佬还在人世，如果他也跟着两个儿子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在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环境下，摸佬是否也会享受到他一生中最美满的生活呢？我想，也许会的。只要他家没人患上重大疾病，没有因病返穷的话，再怎么着，农村里现在老年人每年也有些最低生活保障啊。但又一想，也许不会。因为他们家底子太薄，两个儿子年纪也大了，又没有什么文化，是无法进城做农民工的；他的孙辈，听说也没有一个读出书来的。就算进城做了农民工，也做不了收入高一点的活，只能做一些又苦又累、收入低廉的体力活。唉，如果今天还叫摸佬“思甜”，他很有可能还是美美的回味年轻时放驴的那段幸福时光！

    大字不识一个，瞎着两只眼睛的摸佬，哪分得清什么旧社会新社会的！他就只认得一个事实：在他的一辈子生活里，哪些年份吃得好些，哪些年份没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