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上要对崇拜的对象表示忠心，这是情理之中的事；现代社会进程中，要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表示忠心，除非是黑社会老大，就连蒋介石这样的威权人物，要对他表忠心的也只能做到仅限于他的学生、部属。但在那些年里，有一个人做到了，到现在我也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并且奇了怪了，这种表忠心的阵势是空前绝后的：举国上下（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阵营内部的高级别官员我不敢说）所有普通的老百姓，那可都是自觉自愿的，发自内心的，并且生怕别人会怀疑他的忠心程度的狂热！并且表忠心的法子也奇奇怪怪，五花八门，只有想不出来的，没有做不出来的。你比如，为了表示赤诚的忠心，有的人跟属“不同阵营”的丈夫（或妻子）离婚，有的人把自己的地主父亲枪毙，有的人和自己生死相托的朋友割袍断义，更有年轻人红卫兵小将为争谁更忠心不惜几派动刀动枪搞武斗，更甚者是为了表忠心不惜无中生有地去诋毁别人，踩在别人的头上来凸显自己的忠心……我曾见过一个普通人，为了表示他的忠心，别人把主席像章，别在衣服上，可他把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胸前的皮肤上，鲜血淋漓他也毫不含糊。
我父亲那次经历的尴尬事，有人说也是为了表忠心，就是个政治投机。哪知“偷鸡”不成蚀把米。
说他是表忠心我不敢否定。因为在那样的年代，谁不想对伟大领袖表忠心？只要你被认可是忠于领袖的，你最起码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不管是在哪个时代，哪怕是在皇权的极权时代，我想，人人都要拼死拼活地争取做稳一个正常人。不然，皇帝为何要把犯罪官员的家人罚作奴隶来作为惩罚的手段！不然，在运动初期，为何会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之争？造反派就是表示出对伟大领袖的赤胆忠心，保皇派就是表示出对伟大领袖的对立面的忠心啦！不然，在全国各地这两派之间为何会动刀动枪真的干起来了？还死了那么多人！但是，要说我父亲是政治投机，我敢用我的项上人头担保，父亲做这些事的时候，绝对没有半点投机的成分！他本身就是戴着个“阶级敌人”的帽子下放到乡下来的（我一家人都跟着一起下来了），还能投机投到哪里去！他是一个本分得不能再本分的人，不会有哪怕一丁点的花花肠子。
父亲下放到乡下后，不会做任何庄稼活，生产队队长就安排他专为队里拾捡野外的猪粪、狗粪、牛粪。这些散养的猪、狗，以及地头田埂上水牛、黄牛拉的新鲜粪便，是不能直接做肥料的，或者倒进大粪池里跟人的粪便一起沤肥；或者晒干了，放在草皮块一起烧成火粪灰，肥效就到了极致。
父亲做事是极认真的，只要是分配给他的工作。记得当年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父亲不是主席的战士（其实那个时候谁都想成为主席的战士，只是人家不要你罢了），可他也能做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他本是在旧政府里办事的，新政府成立后，被留了下来。可是后来政局稳定了，就开始清理革命队伍，他也被清理出来了，要发配到一个垦殖场去，他二话不说（其实也没你说的份）。他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就让他记工分。一去就是三五年，很少回家。过后又让他回到了县城，却再也成不了现在大家都时兴去争抢的公务员了，就分配他去县环卫所上班（那时的环卫所可不是事业编制，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去争抢的岗位，是专用来让那些在旧政府干过事的人劳动改造的地方），去扫县城的大街，扫县城的公共厕所。他也很乐意的去干了（不乐意干行吗，要养家糊口呀。）现在下放到乡下，生产队长分配他去拾捡粪肥，他同样是干得那么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他先是准备了两只畚箕，一条毛竹扁担，用铁丝在扁担上系好两个固定的铁钩（没有用绳子，是怕绳子易断，要经常换）。这些动手的细活他是极不擅长的，可是他认真的做了。过了有个把礼拜，他到铁匠铺请铁匠师傅打了一个很适合铲粪肥的铲子，装了一个长长的木柄，便于挑着畚箕不用放下肩头，之略微弯点腰用畚箕就一下，即能将粪肥很轻便的铲进畚箕里，既省力，又省时。这是他六七天的实践里总结出了的。
他每天天一发亮就挑着一旦畚箕出门。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转转，就能拾满一担，正好回家吃早饭（乡下吃早饭要到**点）。吃过早饭稍事休息，又出门了。上午可以到远一点的村子去，要拾捡两担来回，才吃中饭。下午收工回来要早一点，喝喝水，看看走村串巷捡来的破报纸，再就是翻翻那本《唐诗三百首》。那本《唐诗三百首》是在“破四旧”那会儿他唯一藏下来的旧物，是他的最爱，走到哪里都带着，闲暇时就拿出来翻翻。其实里面的绝大部分他都能背下来（后来大队民兵抄家把它给抄走了，父亲凭着记忆把那本《唐诗三百首》里绝大部分诗歌用小楷毛笔工工整整的背着记下来了，我至今还留着这个善本）。这个时间才是他一天里真正囫囵休息的时间。
可怜他一双脚喔，真有他受的！他一双脚板满是鸡眼，平时走路都是侧着脚落地的，要尽量少走路。现在倒好，走路成了他的主要劳动了，还得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我那时才十二三岁的年纪，总看到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或是在午饭后短暂的间隙里，他戴着那副极度近视，像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用剃须刀片小心地削脚板上的那些鸡眼，常常是削的深了，鲜血淋漓，这样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走路不硌着痛。等鸡眼长出来了就又遭罪了。
为了减轻走路硌脚的痛苦折磨，母亲为他做布鞋总是要做大点尺码，在鞋底铺上厚一点的棉絮；或是买解放鞋时，他总要买大一个鞋码，在鞋底垫上些棉絮，尽可能地缓解脚底被硌痛的程度。其实他很早就买过一双好回力鞋，可能也是为他的鸡眼脚买的。可是他一直都没舍得穿，压在箱底下。等我后来到中学读书去了，他把这双回力鞋拿出来，帮我穿在脚上，很满意第看了很久。那双鞋穿在脚上确实很舒服，垫再多的棉絮也是无法相比的！我后来很后悔，心想，当时我怎么就没能想到，那双鞋是父亲最最适合穿的！
所以在那十几年的岁月里，我们所住的大队的几个村子，晴朗阴霾，风里雨里，总能见到一个中等偏瘦个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挑着一担捡粪肥的畚箕，手拿捡粪铲子，走路侧着脚底，步子蹒跚，五十出头，显得有些老态的身影。直到十多年后，我们一家回到县城了，那里的人们好像有很大的不适应了，“咦，怎么好久没见到那个拾粪的老头了？”
父亲做事很善于动脑筋，总想法子把事做的尽善尽美。有一段时间了，他就总结出了拾粪经：早晨要跟着放牛的走，一定能满载而归。农闲时，放牛娃总在天蒙蒙亮把牛骑到田埂、河滩或是山丘上，让牛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吃那些沾满晨露的青草、山竹叶、嫩芭茅。一头头水牛、黄牛吃得肚圆膘厚。回来的路上，那保准是沿路一大摊一大摊的新鲜牛粪。吃过早饭，那就得去村子里转悠了。那时家家都会让肥猪出栏放放风，所以房前屋后，园边地头就到处散落着猪粪。下午就去各地捡一些零星的牛粪、猪粪、狗粪。我们小队的稻场上、马路边，凡是有空旷一点的地皮，都被父亲用来摊满了粪肥。晒干了，就收起来，码放成一堆一堆的，用茅草盖好，等到冬闲时土地休整时，放到草皮堆里一起烧成土粪肥，再撒到田地里去，来年土质就会肥的流油（那时化肥少，也不怎么用，种庄稼农民还是乐意用农家肥）。看着满稻场堆得像一座座碉堡似的干粪肥堆，父亲总有点踌躇满志的。这就是他的劳动成果呀！这时他可能全然忘记了脚底板下那些折磨他的鸡眼了。
开始时，捡拾会一担粪肥，就由队长或是记工员称一担，记一笔；久而久之，队长、记工员都嫌麻烦了，就让父亲自己称重量，自己记数字，绝对相信他不会多加一两，多记一笔。
有那么一天，父亲可能是看着那一坨坨整齐地摆放在路边晒干的粪肥突发奇想：摆的这么整齐划一，显得很单调，何不把这拼出一个个字形来？于是，父亲就开始用牛粪坨坨拼出了第一个汉字“天”，这样摆放在那里让它晒干。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地”字。又拼出了“大陆”，又拼出了“长空”……再过几天，稻场上、马路边就出现了用牛粪坨坨摆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之类的政治性标语。这些政治性标语是当年在报纸上、刊物上，墙壁上、山坡上，田埂上、堤坝上随处可见的。父亲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其出现了。
要说这是父亲心血来潮，也不能这么说，我心里最清楚，这完全是父亲的癖好使然。他一生只要有一点闲暇，就用来写写毛笔字、读读唐诗。读书人出生嘛。我想，他当时的想法应该是，这么做，一来可以满足他的癖好，二来也可以表明，他虽然成分很高，有历史问题，但是，他对伟大领袖还是忠心的；对新的社会还是拥护的。
从县城来到乡下，最最要紧的就是带了几支毛笔、一个家传的砚台、几条研磨的墨条和一本《唐诗三百首》。在乡下那么十几年确实没有什么纸张用来写字，他就在捡拾粪肥走村串巷是，把别人丢弃的废报纸捡回来，先是逐片逐片的看完新闻，再就在上面练字。前村后庄的都知道我们这个村有个很会些毛笔字的拾粪的老汉。在他走村串巷拾粪时，哪家要写个什么信呀，要读个什么信的，都等着他一到就把他截住请了去；过年时家家写春联、写中堂什么的，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倒很少有人注意他的历史问题）。拾粪时从各村各家带回一副副写春联的红纸，回家后加班写好，第二天就一家一户给送去。贴上些休息时间，乐的赚来些纸练字。父亲肚里有一肚子的好春联，可那年头旧的内容不能写，写得最多的内容是“听主席话，跟着党走”。
起初，全然没有人把这些牛粪坨坨摆出的标语当一回事。在乡亲们眼里，这不就是一坨坨牛粪、猪粪么。只是有一天，公社革委会管宣传的干部到大队来检查宣传工作，一走进我们生产队的地盘，稻场上、马路边，用牛粪、猪粪拼摆出的整齐的标语特别显眼。简直是一大奇观。再加上管宣传的干部政治敏感性强，从中看到了一个绝妙的宣传阵地。他马上叫来大队书记和小队长，问：“这是谁的‘杰作’？”
小队长叫来我父亲，要父亲跟公社干部做个汇报。父亲哪有什么好汇报的，他只不过是随性而为的，过过写字瘾，表表他的忠心而已。他只能站在公社干部面前哼哼哈哈着。公社干部也不知听清他说什么了没有（实际上父亲也没法说清个什么），可能早已沉浸在他已构想好的蓝图中，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好！好！好！无产阶级的宣传阵地，一分一厘也不能丢失！就应该像这样充分利用好一切手段，大肆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他像是对着大队书记，又像是对着小队长：“就这么定了，下个星期全公社在你们小队召开一个现场会。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样板做好，把所有的干粪疙瘩全用上，在村前村后每一片空地上，拼摆出各种政治标语，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夺取宣传阵地大胜利的宏大局面！弄不好，还会成为全县的宣传典型哩！”
听了公社干部下达了这么个政治任务，大队书记、小队长是既兴奋又紧张；父亲却惊出了一身虚汗。他何曾接受过这样的政治任务呀！何况他还不是革命阵营里的人呢！
我听到这个喜讯，心里可乐开花了，只差一点没蹦起来。
这个时候大队正在组建革命宣传队。队员的标准很高，必须是苗红根子正的。就因为父亲的那点破历史，我是进不了那门槛的。我去看过他们的排练，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五音不全的，公鸭嗓音的，粗胳膊粗腿的……唯独少了像我一样有艺术细胞的。不是吹牛，我要进去那一定是男一号！以前在县里上学时我是校合唱团的领唱，曾经多次在县广播电台录制节目；儿童节、国庆节我们学校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我担任领舞。我学过拉二胡、吹笛子、弹扬琴。随便露一手出来，就把所有的队员打趴下。现在是虎落平阳了。唉，这段日子我特别沮丧，老是一有空闲就往排练场地跑，站在窗台下，偷听导演的指导，听着听着，在心里暗暗给导演纠正：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这下真好。只要现场会一开成功，一下子在全公社，不，很可能在全县一推广，父亲可就是全大队，也有可能是全公社的大功臣了。当然，立功受奖是不会有的。可不管怎么说，应该不至于还把他当着阶级敌人看待了吧！这样一来，我不就不是“黑五类”的子女了吗？到时候，我把我的看家本领拿到宣传队面前露一露，他们还不得把我抢了去么？这一夜我是兴奋的一夜没合上眼。
这一个星期，全队的劳力有的忙了。妇女们把原先由我父亲一垛一垛堆码好的干牛粪疙瘩重新拆开，一担一担挑到稻场上去。这段时间的稻场也全空出来了。仓库里许多等着要晒的物品，也都统统给牛粪让路。弄得仓库保管员在队长面前一个劲地嘟囔：“仓库里的东西都要霉烂掉了！”大队书记把他好一顿臭骂，骂他不识大体，不懂以大局为重。所以，大队书记特别策划，在一两亩大的稻场上，要求我父亲只摆“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这十个大字。
只要是写字，父亲就来劲了。先前接受政治任务时的恐惧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了。父亲先让几个妇女把稻场扫干净，让人扎了一把像大斗笔一样的扫帚，用黄泥调好稠稠的泥浆，用大扫帚笔沾上黄泥浆写上这十个隶书体大字，每个字比打稻谷的禾桶还要大，正好占满一个大稻场。再由妇女们把那些干牛粪疙瘩粘在已成字形的黄泥浆上，十个用牛粪疙瘩拼出来的字就完工了。父亲再用熟石灰给牛粪字镶上白边，显得特别醒目。大队书记、公社宣传干部看了十分满意，连连夸奖。
马路边上也照这个法子干。队长让全队的男劳力先把马路边上的草皮全部锄尽，再在河滩上筛出细砂子把它铺平，用牛拉着碌碡把沙子碾实。从小队到大队的路程大约两华里，劳力铺完一节，父亲就用稻场上同样的法子拼写一条标语。全队的劳力干得热火朝天，迎接这个全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场会。父亲这五六天时间里，虽然说让他那双长满了鸡眼的脚不用走那么多路，免去了许多的疼痛，可却把个腰累得直都直不起来了。
在完成政治任务的第七天，终于迎来了全公社的现场大会。全小队的人比过年还有热闹。有新衣的全都把新衣穿上了；没新衣的，也把破旧衣服收拾得熨熨贴贴。一个个喜笑颜开。
父亲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盛会的。尽管他是第一大功臣。不过，这一天他也没出去拾捡粪肥了，忐忑不安地在家等候着现场会的结束。
我是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溜进人堆里去看现场会。按理，我也是没资格参加的。“黑五类”的子女也是没参加这些政治活动的自由。好在我那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没人会注意到我。我早已在心里憧憬着会后的情景了。我甚至几十遍地在脑海里构建过我参加宣传队后大出风头的场景。
现场会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队书记带着与会代表参观完稻场的展示后，又带领大家沿着马路两边一直参观过去。大家都对这种独具一格的宣传方式赞不绝口。懂行的人却称道这些字写得不错，一定是一个大书法家的手笔。
当走到写有“敬祝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标语前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直皱着眉头。终于他以否定的口气向着大队书记说：“用牛粪、猪粪来敬祝主席、林副主席有点不太好吧？”
此话刚一落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前一步，大嗓门叫道：“公社书记说得对。用牛粪、猪粪来祝福我们伟大的主席和林副主席，这不是在有意恶心我们的伟大领袖吗？这不是在对我们伟大的领袖进行恶毒攻击吗？可见这个地方的阶级敌人是多么的狡猾，明里是在祝福，暗里就是在恶毒攻击。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后来得知，打响第一枪的这人是公社武装部长。
“把阶级敌人揪出来！”“坚决捍卫伟大领袖不受污蔑！”群众的呼声起来了，立马形式急转直下，现场观摩会变成了批斗会。大队书记、小队长被挂上了大牌子，戴上了高帽子，跪在批斗会场的中央。边上自然少不了“始作俑者”——我父亲。父亲陪着跪在大队书记和小队长的边上，脖子上挂的牌子、头上戴的高帽子比边上的两位都要大得多。
父亲又被打回了原形。只是，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本来就是革命的对象嘛。就是害苦了大队书记和小队长。革命者当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一下子被父亲拖下了水。怪不得后来大队书记和小队长的老婆们隔三差五的把父亲拉去贫下中农的大会上批斗批斗，好解解她们心头的恶气。
唉，最倒霉的还属我了，我进大队宣传队的美梦像钢针扎在了气球上，“啪”的一声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