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旧历年就快来了。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过三天就是小年，离大年总共是十来天的时间，于得利承诺过，一定要让社员群众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旧历年。年终分配了，他已经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号召全体委员各自下到自己的点上，指导和督促工作，他也亲自下去。他带上徐富伯和崔牛白同车直奔红沙河，那里有北斗山大队是县革委会的点，东沙大队的点已经不是彭怀德蹲了，已由崔牛白取而代之。

    车子开进红沙河革委会，崔牛白把他领进自己房里，对他说：“中午在我这儿吃晌午饭。”

    “不用客气，我到下面去吃。”于得利所说的“下面”，是乡下指老百姓家。

    “不不不，一定在我这儿吃，我有话对你说。”崔牛白急急地说。

    于得利意会，叫司机送徐富伯去北斗山大队，把他支走了。

    崔牛白把于得利留在房里，去到红沙河镇上，买了鱼和肉，外加一瓶老白干，带到革委会食堂，交给大师傅，交代把饭菜做好。

    饭菜端到房里来。于得利说：“叫你破费了。”

    “哪里哪里，你我亲如兄弟，还分什么彼此。”套近乎是崔牛白的看家本领。

    酒过三巡之后，崔牛白把话切入正题。“东沙大队年到年报的粮食产量，不高，群众积极性也不怎么的，你怎么在会上大肆赞扬他们来？”

    “你怎么糊涂了？”于得利卖起关子来，东沙大队原来是彭怀德的点，我不表扬他们还表扬谁？

    “东沙大队社员口粮标准低，可生活并不差，不时有人到镇上来买东买西，这里面必定藏有猫腻。我说于主任，你老兄想要把这把交椅坐稳当，就得拔掉彭怀德这个“眼中钉”。”

    话是捅到了于得利的“痛点”，但他不能贸然开腔。

    “谈何容易！他现在虽位居我之下，但他毕竟还有副主任的头衔。不过我自有办法，把东沙大队的老底抄出来，叫彭怀德吃不了兜着走。一九五九年有人揭发过这个大队瞒产压粮，只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彭怀德不动声色，刘克俭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便不了了之。这次我要亲自去探个内情。”又对崔牛白如此如此地布置一番。

    东沙大队徐冬生产队。

    生产队长正召集全体社员在队办公室开会，宣布下午放假，生产队搞年终分配，结算账目，一切照往年的方案行事。在公社革委会开会时，崔牛白强调很严，并明确声明，他或者别的县革委会成员，要到各大队督察，抽查某个生产队，出了问题，严肃处理。

    徐冬挑起生产队长这副担子的这些年，领教了许多的教训，明白了不少的事理，这个革命干部的后代，渐渐地成熟起来，他常常以彭县长为榜样，事事依靠群众，不皈依群众。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搞社会主义，穷得富不得，穷队有人扶，给你送贷款，送化肥，送农药，送农具；贷款你尽管使，从来没人叫你还。穷了就知道要革命，革命积极性就会高涨起来，越穷越革命。富队，表扬让你得，锦旗让你挂，现场会到你这儿开，荣饭让你陪。任务来了，叫你好看。征粮统购叫你顶着，因为你是富队，多征点，多统点，不然人家穷队吃统销哪里来？你要留着，人家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忘本了，变修了，越富越变修，这是哪门子的理呢？徐冬领教多了，看透了。徐冬站在东沙大队的社员群众一边，和他们一起水里泥里滚打，和他们心连着心，真正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在徐冬生产队，谁都认定了徐冬，徐冬也认定了每一个社员。

    开完会回到队里，徐冬揣摩着，风来了，大雨欲来风满楼，树大了招风，过去一些年，就常常有人盯着东沙大队，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甚至鸡蛋里面挑骨头，唯恐东沙大队不倒，唯恐天下不乱，有些人想趁此找口实来整垮彭县长。幸亏这里的社员群众护着老县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徐冬收拢回忆的翅膀。筹划着年终分配的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徐冬引起警觉。他告诉社员们，由队长、会计和出纳在办公室结账，留下选定的几个清账人来监督，审议，其余各自行动，可去自留地，或窝在家里，或到办公室内外，装着观看清账，或在周围闲聊，万一出现异常情况，则按第二套方案行动。

    麻雀虽小，肝胆齐全。小小生产队，也有许多账目。总收入、总支出、预付款、活动经费、实物分配、实物折价、错支、还贷等等名目繁多。工分，这是社员们的命根子。农村人，不吃皇粮皇晌，全都捆绑在生产队。生产队稻谷加稻草，一个人，要想养活自己或一家人，全靠一年到头在生产队出工赚工分。你如果不经允许到外面做活路赚钱，那就要扣你工分，扣你口粮。若是你在外面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被遣送回来，还要你到牢子里去尝尝坐牢的滋味，这是中国南方人民公社的不成文的法律。除此而外，靠山的有点林木果树，靠水的有鱼塘养点大鱼小虾，丘陵地区种点大麦小麦，大豆高粱，棉花。这些中的五谷杂粮多少能补充一点口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年，革命造反者们有造反重任在身，无暇顾及生产，留在生产队里的人都是看着爷老子的裤裆烂瓦无人管。这样子下来，每年的收成怎样，你不要问我，前面的章节里面已经描述过。这里有句顺口溜我抄下来：“黄桶一响，箩筐论两，果子进屋，馋得你哭，鱼儿出塘，桃进市场。”加之，上面号召，“公”字不能少一点，“私”字不能多一点，收下来的，凡能变钱的，都由“公家”拿去卖了买化肥，农药，农具，剩下来的，你眼看我眼，眼馋口不能馋。生产队干部心肠软的，毕竟是社员群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来的，分些给社员群众尝尝鲜，年终多分点给群众补充口粮，叫花子也有个年头年尾呢。

    凡事都有个特殊性。地处红河县“大西北利亚”的东沙大队，西沙大队和南沙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都向徐冬看齐，文化革命以来的这几年里，大风浪里稳坐钓鱼船。虽然在**中受到创伤。但是这里的人们太狠了，太坚强了。他们用棍棍棒棒吓退了荷枪实弹的假洋鬼子，因为他们心里有一杆旗。他们胜利了，这些年来，这几个大队的收成一年好过一年。

    正如徐冬所讲的，树大招风。这几个大队没少招来白眼、红眼，没少招来流言，招来诽谤。他们只是忍耐着，躲避着，惹不起躲得起，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没有过不去的坎。

    正因为这样，年终分配这件事，徐冬们特别的小心谨慎。

    徐冬生产队的会计是个算数的好手，九九归一，算盘子打得娴熟。很快，各样收付账目的清单就出来，正当各人划算着自己的收入情况时，有人进来告诉队长，一辆吉普车从渠道那头开过来了。徐冬马上决定：按第二方案行动。

    所谓第二方案，即是工分按20%叠加到各人名上；知青点单独主账，因为他们中有的人前一段是在南沙湾大队。集体收入按20%叠减，这对于会计这个算盘子好手，是小菜一碟，不要费好大功夫。两个账本出来了，各有各的用途。

    真叫徐冬猜中了，魏作仁领着于得利进了徐冬生产队。原来于得利下车后先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魏作仁，他要到各生产队“看看”年终分配，但他没有把意图告诉魏作仁。于得利看见满屋子的人围着看会计队长报数打算盘，出纳员计数。只好先出来去屋前屋后走走，看看，问问。

    屋子里先是算工分数，分人叠加，然后算出总数。

    按着就是粮食数，库存稻谷，麦、豆等五谷杂粮总数，减去留种，上交公粮，预计上交征购粮，五保户口粮数。

    生产队喂了两头猪，预计出栏重量数，减去饲养员工分价位数，减去买猪仔成本费，按市场价值多少钱，计入总收入。

    九九归一，上年结存，加上今年收付两抵结余款，减去预留资金，就可知道今年有多少钱拿来分。

    口粮按粮价计钱，打到一起，就是全年要分的总收入。

    工分值一出来，就可知各人是收是欠。

    这时有人提到，他饲养员的工分纳入总工分中来。饲养员不同意，因原拈阄承包时定了，按猪实卖价总钱（除成本）来摊工分值，怕够不上吃亏。徐冬立即给她吃定心丸。

    “大嫂你尽管放心，我原来在承包时已表态过，为鼓励养好猪，一定使你的工分值不低于总分平均值。”

    会计马上拿起算盘运算，也跟着说：“你不会亏，两头猪净肉二百三十斤，七角二分钱一斤，把拉把拉，一百六十七元九，除成本二十元，还有一百四十七元九，除以三千分，三四一二，三九二七，得四十九元，再除以三，一三得三，三六一八，每十分一角六分多，得啦，你不笑哈哈？”

    “恐怕净肉够不上二百三。”

    会计说：“够不了我包下来，多出来归我得，行不行？”

    饲养员心里有底，再不做声了。

    于得利串一些人家里闲聊，探问今年能分得多少钱，多少口粮，多少果木多少肉，问得很仔细，很歪巧，可得到的回答都是说：“今年年成不好，生产没搞起来，怕分不了多少。”见问不出个甲子乙酉来，自觉没趣，也就转回到办公室来，大家热情招呼他，腾出凳子让他坐。

    “账结得怎样了，”

    “差不多了，”会计念起各人工分数来，徐冬最高，四千八百分，会计出纳的也不少。

    “哪有那么高？”几个社员怀疑。

    “包括开夜工的，开会的，这里都有明细账目，按月累计上来，每月都有清账人签字，刚才统计时，清账人在场监督，审议。”

    众人开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于得利插话：“干部嘛，起早贪黑，这里那里常常开会到深夜，没有补助，记点工分，总不能让他吃亏。”

    “这是搞特殊化。”刘大妈大声说，这话不知道是说谁听的。

    “这倒不是搞特殊化，人家开会也是干革命。”于得利说。

    “开会也不能到生产队来记工分，净沾光。”刘大妈据理力争。

    话音未落，徐冬一巴掌拍到桌子上，“我白天里收工回来，脚都没洗就要赶到大队开会，到深更半夜回到家，泡碗剩饭，实在太累，倒头就睡，这种滋味，谁尝过来着？记个三分两分，这算过分？我就不是人啦！好，工分我不要了，队长我不干了，谁有能耐谁来干。”

    一些人不明就里，觉得徐冬说得也在理，纷纷劝说：“算了算了，分把两分也不是大事，我同意可以记。”

    还是于得利来圆场，但话语很重。

    “生产队干部辛辛苦苦没拿工资，开会记点工分也有意见，不像话！”

    会计接着把收支数目细细总总宣读出来，最终匡算，一个劳动日价值一角三分钱。

    众人正在对着各自的总分和工分值，琢磨自己所在位置。

    路小花细算自己，除了买回口粮，略有余钱，高兴得跳了起来，“我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

    有人私下盘算，说：“我那两个细的，明年给一个不读书了，来挣工分，不然日子就过紧巴巴的啰。”

    有人大声提出：“公积金留的太多了。”

    于得利马上压阵，“不行不行，公积金还要多留点。”

    立刻就有很多人反对：“我伲不吃饭了？不要活了？”

    会场闹哄哄的，徐冬看着于得利。

    恰在这时，魏作仁来叫于得利到他家吃饭，徐冬挽留，“在队上吃吧。”

    于得利摆手，“不不不，哪能吃集体的？”

    于得利一走，有人就对刘大妈和徐冬说：“你两个是唱的哪出戏呀？”他们都知道，队长，会计，出纳根本就没有开会在队上记过工分。

    生产队正在按第一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忽又有人来报，于得利已经吃过饭，与魏作仁二人正向这里走来。原来于得利见第一回没查出破绽，便想着杀个回马枪，见办公室亮着灯人没有走散，便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会计心里有底，即时摆出第二个账本。

    于得利和魏作仁老远就听得办公室的大吵大闹声，走进来时，见徐冬和那个打算明年不让崽读书的那个社员，拳脚相加，差点打了起来。

    “你留那么多公积金——有何目的，想把我伲饿死高兴不是？”

    “放你的狗屁，明年生产不搞了？这钱我贪污？私吞了？”徐冬一步不让，见于得利，魏作仁进来，“有理你跟于主任，魏主任说。”

    于得利这时又充当起和事佬来：算了算了，如果群众生活确实有困难，把公积金减一点下来。他看这阵势，不再逗留，就对魏作仁：“我们走吧，”徐冬一直把他俩送到汽车边，于得利说：“多还是多留了一点，”徐冬说：“我想做到有备无患。”临上车时，于得利对魏作仁说“这是个很得力的队干部。”

    徐冬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按着既定方案进行着。

    刘大妈和社员们，看着徐冬，笑了，笑得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