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光绪三十一年岁末（1906年1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当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此时正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为该团随员。他见到杨度，请其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文章。当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慈禧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杨度不惜“纳赀（花钱买官）”，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属官方认可的合法行为。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便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1908年秋风起时，杨度返回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市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慈禧太后传谕：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1906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军机处的大臣领衔。该馆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官阶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