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也是我经历的最长的考试，4小时，后来才知道早交卷下午面试就早一些，后悔自己坐了那么久。这份卷子做完后感觉极差，也就不敢抱什么希望了，哪知去了北京，才知道笔试竟是名列前茅。下午是英语面试，测简单的口语。倒是比较顺利。

    去北京的通知来得很晚，大概是过了一个月后，那时正是招聘单位来的高峰期，为了去北京，我拒了深圳移动的面试，还错过了广东电信的招聘。全校有四个同学接到港澳台部的面试通知，两个我们系，两个经济系。本以为很快就能回，连回程票都已买好，结果到了那里被留在新华社，实习三天看表现。那几天的日子很是难过，整天很紧张地改稿子，写稿子。我的任务是把港台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重新改写，不但文字要理顺了，说法也要统一。温度很高的房间里，竖排本繁体字看得我头晕。新华社的警备森严，我们尽管有出入新闻中心的证件，但是仍然不能进出大门。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见了港台部的主任，随意聊聊各自的情况。他们重视的是笔试和面试的表现，连我们的简历都没有要。这也是惟一一个我们没有递交简历就有面试机会的单位。后来的事情没有人知道。2月份，来了个电话，我被告知由于北京户口对本科生的限制，他们的名单报到人事局被拦下来了，要重新选拔硕jt生。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尽力了，无愧了。

    毕马威与欧莱雅。本人英语不是太好，对外企并不抱多大希望。一开始就被宝洁打击了，所以只投了毕马威和欧莱雅，都是很偶然的机会，也都没能走到底。投毕马威的简历是在我考新华社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给中文简历，只有两张英文简历和成绩单以及六级和口语证书。毕马威给了我笔试的机会，考试安排在下午4点。匆匆忙忙从刚结束的一个招聘见面会回宿舍，冈为太累，睡了一会儿，差点睡过头。考试全英文，100道题要在60分钟内做完，连监考的小姐都说比较困难。题目大部分是逻辑题和测智商的计算题，图形题，如果之前准备过CRE的人，对付这个考试就一点不难了。所以，如果你一心想进外企，提前一年练口语，然后做CRE逻辑题。

    会给欧莱雅投简历是很偶然的事情。我没有去参加它的那个据说激起一场辩论的见面会。在交表格的最后一天期限下午，我的一同学无意中谈起此事，毕马威的笔试让我心有余悸，于是我问：“要笔试吗？”他说：“不用，只要两轮面试。”我动心“表格可以复制吗？”“可以啊。”于是，我向他要表格复印。哪知他回去拿来说：“我不想去了，给你吧。”就这样，我花了一小时迅速填写了表格，连同材料交了上去。

    和很多人一样，我的欧莱雅“一面”也是那个戴青女士。进去前同学告诉我我是戴青面试时，我就有预感我也是同样的命运。没想到，戴女士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倒是很温和地和我打招呼。几个问题都比较一般，同样是问我对PR(公共资源管理)这个职位的理解。然后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说到有一个妹妹的时候，她还在我的表格上写上了。出我意料的是一个问我大学四年花了父母多少钱的问题。我乱了，随口说了一个数字，戴女士很吃惊地说，那么少。我才恍然，算错了。但是不能改，我只好说因为我比较节省，而且我有打工的钱，奖学金的钱作为补助。她和我的对话都是中文，因为我一进门，她就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就顺水推舟了。

    欧莱雅的“二面”通知得很晚，放假前有一个参加最后面试的十人名单，但是一直没有电话通知，1月28号，我已经回到家几天后，才接到她打到我家里的电话，听说我在家，她说等开学后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可惜一直就没有消息了，打过电话问总是说等待，现在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方报业集团。这是我最想去的报社。在此之前，我已经在集团下属的报社实习了两周。笔试是公务员考试的卷子，有些事先知道的人采取了先写作文后做数学题的策略，是比较成功的。面试前一天，班级组织圣诞活动，而后在茶馆和一老师聊了一通宵。第二天下午正睡着，手机响了，让我一个半小时后去金陵饭店面试。我惟一一次集体面试，也是很失败的一次。还没睡醒，讲到一半时脑子突然空白，不知道讲到哪里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我没能进入集团的录取名单。

    伤心沮丧后，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目标。当我打听到集团下属报社在3月份还会有一次招聘时，我告诉自己，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三月份的上海，阳光灿烂。和面试官聊后的第二天，我被告知录取希望很大。当时我已经在南京日报集团的《周末》报见习，并得到了深圳《女报》的邀请。

    两周后，我被《南方都市报》录取了，随即我婉言谢绝了《周末》老总的挽留。这段失而复得的经历告诉我，要相信自己，不放弃。

    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地的招聘会是在东南大学，南大的门口只有一张小小的海报。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诱惑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职位，使我决定去看看。很快，我就得到笔试通知。笔试是在宾馆的房间里进行，半小时写篇题为《选择》的文章，要求1500字。没有椅子，我只好跪在梳妆台前写。等文章完成后，手和脚都麻了。

    第二天的面试依旧在那个房间进行，不同的是，这次我坐在沙发上。面试的是个南方人，操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问的题目大概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面”差不多。我回答时，他频频点头。“二面”是在上海，到了那里，我发现公司在上海的分支才刚刚建立，规模不大，只有几间写字问。等了一会儿，走出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跟在后面的女秘书招呼我到另一个房间。也许是心里早已决定了人选，那个“老板”随意翻了翻简历，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女孩子的工作很难找吧？”我愣了一下，回答：“某些专业存在着性别歧视，女生确实工作不很好找。”接下来几个问题居然是问“你们学中文的人”对“9·11”事件的看法。而后又问我，“研究生期间学些什么？”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对不起，我是本科毕业。”

    话不投机，走出办公室我就知道没戏了。

    南京日报集团。就这样折腾到了寒假，很累了。当时没有能去南方报业集团的打击让我心力交瘁。那时南京日报通知我面试。南京日报集团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南京市应届生招聘会时投的，也是惟一一份。之后，我再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招聘，一般这种招聘质量和机会都不如学校里的招聘。那次“人潮”的经历也是颇让人后怕。

    南京日报笔试是自己出的卷子，有五题诗句填空，其他大体是把一篇300余字的通讯改写成500字以内短讯并附评论。还有一篇读后感。这是我求职过程中写的最后一篇作文。

    快回家前，通知早上8点去面试。平时晚睡晚起的我那日早上7点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上了公交车，幸好排得前面，速度似乎也很快。进去后三个巾试官，一个拿着我的简历翻，一个微笑着，一个板着脸。翻简历的让我自我介绍一下，那人问了几句简历上的问题，便说，可以了。于是我又迷迷糊糊走出门，上了公交车，在车上睡过了站。回宿舍睡到中午，心里还在想，刚才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之后很快接到了南京日报的见习通知。一过完节就必须回南京。那时还有《厦门日报》、《海峡都市报》的机会，权衡一下媒体发展，我决定先去见习，再等待机会。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在《周末》实习的一个半月里，报社给了我很多出差采访的机会。一个人在上海、无锡、温州到处跑，有事情做了，心情也好了。后来，报社领导得知我有其他去处时，曾极力想挽留我。在那里，我欠下了不少人情债。

    故事讲完了，我投了简历的单位绝大多数都给了我笔试或者面试的机会。由于我的目标集中在报社，所以投的其他单位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