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1000多张CD，书桌抽屉里，衣服箱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作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也许会有一半人回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作出无奈的选择。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些人是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过来的，现在所学的专业与他本人报考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他、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

    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答应让我转校。

    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两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有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从这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诗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握手，诗是一种意境，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和瞬间的顿悟。可是老师却将诗进行硬性切割，一首完整的诗被肢解得七零八碎，而且不管什么类型的诗都要归纳出个一二三，都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这种教学常让我有一种强X诗意的感觉。它使本来很丰满很动人的诗，变成了丢肉失血的骨架。苍白的骨架，又谈何美感。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60、70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为了使自己不至沉沦迷失，我开始自学有关摄影的理论书籍，我参加校学生剧社，演话剧、舞台剧和小品，我还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盲童录音制作历史故事和中外名著。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4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早春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感谢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

    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使用。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几乎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北京城里还有几处放电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中央关院附近的“风向标”酒吧等。不过，我去得最多的还是黄亭子酒吧。因为那里没有最低消费，常常不用花钱就能看一下午电影。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像我一样做着电影梦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