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举行的四级考试中，孔某将与自己一起监考的同校教师支走，换成自己的同伙——24岁的四川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杜某。该团伙各成员按事前的做题、卖题等分工安排，复印试卷、分工做题并发送答案。
随后的2003年12月英语四级考试，孔某团伙继续作案，造成大规模舞弊事件后，被警方察觉立案。
200，1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面积作弊是此类新闻的又一个亮点。一周时问内，一连串的事件把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推到了舆论的风浪尖h先是考前7小时四级作文题就现身网络，泄题事件一时间成为礼会热点新闻。继而，青海个别高校四级考场上的怪现象更让人瞠目结舌：一间考场近三分之一的考生用手机收发短信；辅导员为本班学生监考，发现枪手却视若无睹；作文要求写致游客欢迎辞，开考后有老师拿着附有英文翻译的景点门票进考场。
让一届届学子充满敬畏苦苦应对的考试，现在容纳了如此嚣张的作弊，这是对四、六级考试本身的亵渎，也是对教育的亵渎。
人们不禁要问：四、六级考试的作弊现象为什么这么严重？
我们可以归因于现在的大学生不讲诚信，也可以批评一些高校管理不严、监考不力，但依我看，四、六级考试本身难辞其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四、六级考试作茧自缚。
“高二”、“大二”、“硕：仁生”、“博士生”是个什么概念？他们都应是久经考场的老手。从案件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老手们”在作弊时的那种从容和镇静，足以让我们感动。这，就是“诚信协议”的基础？
2004年高考对诚信的特别强调，与这几年来高考舞弊、特别是集体舞弊行为增多，严重扰乱高考的公平与公正有关。在此之前，北京、安徽、江苏等省市甚至相继推出“诚信协议”、“诚信责任状”、“诚信合同”等。在“承诺制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柱的今天，“诚信考试承诺书”折射出的东西让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一个声音在呼唤：这个社会的诚信哪里去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信赖？假烟假酒、假奶粉假食品、假报表假文凭假钞票……有搞笑说只有亲妈才是真的，那爹都未必靠得住。我曾经引用过孟德斯鸠的话，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许多人很愤慨，我也曾经愤慨过。但愤慨过后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美中教育联合会主席、美国乔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万毅平博士亲历了巾美两种教育制度的教育学家，对于国内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有不少话想说。
“中国教育的关注重点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是以分数论英雄；而美国的教育，主要是从考试中看到你有哪方面的潜质。”
“美国学生也有作弊的，但作弊的迫切性比国内考生要小得多。”万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学生可以不断地换专业、换学校。一门课通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能说明他可能不适合学这门课，他可以换一门，没有作弊的必要。
另外，美国人很重视孩子从小就讲信用，一般在考试之前，学生们都会宣誓，或者签字，表示他不会作弊，这场考试的成绩代表他的真实水平。
作弊也意味着撒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美国孩子把撒谎看成十分严重的问题：TONY是一所学校演讲团的成员，2003年他和这个团的另外9名成员一起，参加了一场州际比赛，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了表示庆贺，他们中的儿个人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饮酒，这在当地学校是绝不允许的，但TONY也在其中。
事情最后还是被校方知道了，学校要求这10个人对自己是否饮酒作出承诺。TONY向学校撒了谎，并因此保住了学业，而其他承认饮酒的学生则个部被学校开除。
但此后，TONY所有的同学都离他而去，在以后的演讲比赛中，再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搭档。所以，社会普遍观念告诉你，撒谎可能会使人在短时问内受益，但从长远看，绝对得不偿失。
国内考生的作弊现象之所以严重，症结在于以分数定终身。中国的教育机制是淘汰机制，分数考不高，就意味着你被这个教育体系淘汰了，所以学生们想方没法，哪怕冒着损害个人诚信的危险去作弊得高分。而在美国，教育仅仅是个检测的工具。
舞弊之后的成功，不只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诚信带来了威胁。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雅思考试，别说迟到1分钟，就是考官认为的30秒钟，你也别想进考场。正式开考前，先发试卷，任何人不准看题、动笔，只要你发出动笔的声音，或者被考官认为你在看题，你的考试资格即被取消。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官报时。当他(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一声令下“停止”时，你千万要立即放笔，一个字也别写，否则只要他(她)看到了，即以作弊论处。这个过程中，没有考官的解释，更不容考生的辩驳。在考官眼埋，考生作弊了，是考生违犯了考试制度；考生作弊了考官不处理，是考官违犯了考试制度。
也许正是这种对考试制度的绝对维护，使得我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时，就产生了那种对雅思深深的敬畏感。而且，也是我这个30多岁的老考生所见的第一次所有考生都这么规矩的考试。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一参加雅思考试，大家都能这样严守规则，令行禁止？一参加自己国家的考试，哪怕是高考，都老是有做小动作的欲望或行为，都总是向往着能有“好商量”的余地？
一言以蔽之，雅思是西方人命题、西方人主持监考的。他们没有通融和商量的余地，纵然你是“长”的儿子或者“书记”的孙女。聪明的国人们大约都知道，“笨拙”的西方人是只认制度这个死理的，所以，在西方人监考的考场上，我们的考生才都这么“乖”。上次到香港，我曾被相似的问题困扰。我问香港朋友，为什么同是中国人，香港的交通就这么有秩序，有规则？广州就这么人不让车、车不让人？朋友回答，香港传统上是英国人在管理，英式管理是一种制度为上、为先的管理，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制度的神圣与严肃与否，取决于制度的执行者，本质上与百姓无关。执行严肃，制度就严肃，从而百姓对待制度的态度和行为也就严肃；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戮力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人。
其实这一点已被古今中外的考试制度所证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如刑场，在美国考试作弊有可能会被判处刑罚等，就是明证。各个省市要求学生签订“诚信协议”、“诚信责任状”，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一个诘问：我们何时恢复高考原态？我们应当怎样恢复高考原态？
知识经济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社会地位在提高，其在择业及待遇上的前景更加让人羡慕。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已把孩子上学的费用看成是一种投资——对一只可以长期持有的、“前途无量的原始股”的投资。同时，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一考定终身，全社会对高考的空前关注，直接导致了近年高考经济的炙手可热。
于是，“考试经济”、“考试社会”、“考试服务”等应运而生。
学生一上高中，便以高考为奋斗目标，与高考有关的消费更汹涌而至，各种花销甚至要持续到孩子大学毕业。
各种补习班，不用动员，家长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交钱送孩子前来补习；各种复习资料，只要觉得孩子有用，家长也会不惜代价买下来；而教师单独给孩子补课等收人，则已经占教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了。
出版社也瞅准高考这一赚钱的大好时机，大量出版各类复习资料，临近高考，各种高考复习书籍的广告牌便立在了各大书市最显眼的位置。一本标价20元的参考书的成本仅6至7元，每年高考前，要求考生人手一册考试说明，薄薄的一本，每个印张定价1元多。年复一年，仅此一项就能让出版、印刷商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