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夫

    只要有人类存在，教育就注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孔丘墨翟孟轲，儒家道家法家；官学私学，四书五经；科举取士，新文化启蒙，现代应试……一部中国教育史，实为一部中国育人史。

    天地君亲师。历朝历代，循环往复，教育者不做教育的事比比皆是，教育生态逐渐恶化，已渐成举国之痛。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对今天的教育不少人虽在私下里大肆鞭挞表达不满，但同时又情愿或不情愿地跟着考试的指挥棒团团转，一旦自己的孩子和亲人“金榜题名”，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教育出了问题，会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中开出恶之花结出恶之果。

    教育家陈衡哲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一个人才的造成，单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的获得，单靠书本是不够的；书本的了解，单靠数量的灌注是不够的；数量收入脑海中的程度，单靠考试是不够的。在这一连串大小轻重的关系上，不但会考的一件事，只等于一个不足轻重的陪臣；就是读书的本身，也不过等于一个爵爷罢了。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的呢！”

    先哲们教诲：“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以“祖宗之法不足畏”而著称的王安石告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先人们对教育对学校的精辟见解让处于现代化时代的我辈动容和汗颜。

    就像“眼球经济”，不注意其内核建设转眼间会变成“泡沫经济”一样，“眼球教育”同样在转眼间不经意就变成了“泡沫教育”。

    于是乎，教育的虚假繁荣便毫无半点羞耻地招摇过市。

    数据表明，“教育产业化”的鼓噪之下，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以每年30%的速度骤增，在国人看来十分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EMBA、工程硕士等，万花筒般地接踵而来。在中国教育界，这种追求“眼球效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做秀”成了教育最为时髦的字眼，“炒作”更是成了教育经营者的惯用手段。

    我们天天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固步自封，盲目乐观，胡吹乱捧，恣意妄为，自欺欺人……却愈演愈烈。中国人的危机感、威胁感，太过薄弱了。妄自尊大，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是可怕的恶之果！

    因为教育的失当，我们招致的报复还少吗？我们怎么会如此健忘？

    当下转型时期，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志士仁人，还是教育圈子外的仁人志士，都深感不安，并发出不同程度的呻吟。

    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是教育的不幸。

    教育本不该“招惹”人们太多的议论，源于这种种的议论恰恰反映出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的不成熟、不健全。否则，是不应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的！

    削足适履的蠢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我们今后可否少做两件？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发出诘问：“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试问有几个是整个的人？扪心自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整个的人？”’

    作家冉云飞说得更加入木三分：“中国的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人就绝不收场。”

    教育作为“计划经济中的最后一块堡垒”，官员任命体制中的短视行为，注定了我们的教育计划及政策的制定上，重速效而轻积累，重短期而轻长期，重表面而轻内在，重形式而轻实质，重考试达标而轻学生成才。

    正如罗纳德·里根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存在教育问题，并不是因为钱花得少，而是因为钱花得不当，没有把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花在道德教育上。”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使用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常识告诉我们，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治病，而病人是不可能按医书生病的。当教育变得急功近利之后，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教育一旦死亡，恶魔自会横行。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疯狂，什么秩序啦什么规律啦什么法制啦……全都无从谈起。

    面对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谁能说清楚，该怎样地对症下药？

    2005年7月29日，共和国总理温家宝特地来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病房。看着这位平民总理，94岁的钱学森没有跟温家宝深入探讨航天科技，而是重点“补充”教育问题。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面对病榻上钱学森坦诚谏言，温家宝频频点头，“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

    温家宝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被誉为“教育总统”的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有句名言：“当我展望未来时，我认为只有教育才是答案。以帮助人民而言，教育是答案；对于因技术革命而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教育是答案；至于说到我们与全世界进行竞争的问题，教育还是答案。”

    这或许是因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之美国，而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中国的答案所在。

    冰心形容“教育是只母鸡”，而我们今天会越来越感觉到，教育是比母鸡生蛋和孵鸡要复杂得多的人类文化行为。

    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缺乏的是与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

    教育生态，何时才能恢复属于她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可有时间等待着答案？

    这是不是我们梦赝般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