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非典”吗

    嗯

    那是哪一年

    2003年

    当时你在干吗

    在家待着，等居委会来送饭

    人们对春天有很多美好的描述，大抵因为沉闷了一个灰暗寒冷的冬天后，满心都是对生机的期待。但很多时候，生机复苏只是属于植物的，对人而言，春天并不必然与怀春思春叫春有关，可能还会在万物生长之中映衬出自己的脆弱。你还能记得十一年前的春天自己在做什么吗？十一年，若你把它看成未来，它是那么漫长，当它成为过往，却又那么短促。那段“非典型”的生活，你还记得多少？

    2003年的春天，我正在和一个北京女生谈着来回奔波的恋爱。那年她上大一，我人生唯一一次跟小自己九岁的女孩谈情说爱，不论后来结果如何，我想假如此刻她和我一样回忆起那个春天，也会庆幸找了个大自己九岁的男朋友。那年4月初开始，陆续从北京传来有人得怪病死去的消息，当时既没有SARS也没有“非典”这些名词，更没有今日自媒体传递信息的便利，更多时候，是朋友之间用短信在传播着无法相互印证的碎片。但是有关怪病的消息还是在持续地发酵，到4月10日，我的预感越来越不好，便开始跟女朋友商量让她逃回济南躲避些日子，最终她买上了4月15日的火车票返回了家乡济南。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一周之后北京市长下课，政府承认出现了SARS，并在全市开始采取紧急状态的强制措施。对于大学这种大群体聚集的单位，措施就是封闭整个学校，严禁学生踏出校园一步，更不要说返回家乡。北京变成了一个空城，而一所所大学则变成了刑期未知的牢笼。

    女朋友逃回济南后，每天和宿舍的女生通电话了解进展，20日以后，学校派辅导员开始清查学生，发现在校外的学生要一律追回。辅导员给我的女朋友打电话让她返校，我当然不能让她回到那个毗邻三甲医院的疫区去，这时老男人的优势又显现出来，我让她把我的手机号交给老师，就说这是家长的电话，请老师跟家长交涉。随后辅导员打电话过来，我反问她孩子如果现在回到北京出了事谁负责？老师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要求家长写一个承诺书，承诺孩子离校期间的生老病死都由家长负责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我给学校传真了承诺书后，我的女朋友就算彻底地解放了。而在彼时彼刻，我们既没有想到SARS会如此恐怖，也没有想到北京的封闭状态会持续如此之久，更没有想到，那不只是一场北京的灾难。那会儿我们还算计着也许会有一个月不用上学，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出去旅行，当然，我们也没能出去旅行，而她那些没有老男朋友的同学们，在樱花东街的校园里被关了整整六个月，直到将近国庆节校门才打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一个普通人的“非典型”生活，也只是弥漫在个人记忆中的诸多碎片与变化。那时的山东是个安全的地方，从头到尾只有一例外来病例，但是政府与市民的惶恐与警惕却并不比别的地方少。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堆人围着一辆北京牌照的车边骂边拨打110报警，也曾经因为北京逃过来的朋友无法入住济南的酒店而费尽周折，那很像一种战乱的状态，一切正常秩序都被打破了。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场混乱中，我有了两个收获，我学会了开车并且开始抽烟了……

    以前没那么多私家车，我一直觉得考驾照是离我特别遥远的事情，父母也因为怕我喝了酒乱来或者冒冒失失不敢让我考驾照买车。“非典”前那些年，我每天都是打出租车上下班的，从没有被交通工具困扰过。“非典”闹起来之后，传说人与人互相看一眼都会染病，妈妈便开始担心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她居然鼓励我赶紧去考个驾照买辆车，甚至跟我说如果买车的钱不够她和我爸可以凑上。于是就在北京市长下课第二天，我去驾校报名开始学车，一个月之后我考出了驾照并且马上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像我这种从小抗拒学习排斥考试的人，如果没有“非典”，真不知道啥年月才会去学车。

    “非典”带给我的另一大变化就是我正式开始抽烟了。其实上初中那会儿一帮孩子凑几块钱买盒烟躲在墙角里抽的事情我也没少参与，但是许多年下来，我一直不是一个烟民，没有烟瘾，从不主动抽烟，也从不买烟，只是偶尔在喝酒的时候抽一两根别人递过来的烟。忽然“非典”就带着很多传说一起来了，坏人们告诉我抽烟的人都不得“非典”。我没有那么愚昧，不至于随便就相信这种偏方，但是恰巧我在“非典”最恐怖的时候开始学车了，坏人们都跟我说每天要孝敬教练几盒烟，我明事理，就每天买两盒带给教练。我们那教练人特好，烟他虽然拿着，但一定当面打开把烟撒给这一车的学员一起抽。我不想抽，但又不想让教练场上升起一朵圣洁的莲花，于是我很及时地想起了抽烟防“非典”的段子，在它的鼓舞下，我开始每天跟着教练吞云吐雾。当我拿到驾照时，我已正式成为了一个每天要给自己买盒烟的人，并且一直抽到今天。

    我知道我不说这些，大家提起“非典”可能还得掐着手指头数数到底是哪年的事，并不是我们健忘，而是生命的更替都淹没在现实的琐碎和对未来的期许之中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伤得起，也忘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