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神

    如今要说最富的地方，寺庙应该算靠前的席位了。随便那个犄角旮旯里搭上一座简易屋子，安上几尊木雕或泥塑神像，就会有信众顶礼膜拜，就会有香火；有了香火就不愁不富，只是富到多大程度的问题。

    庙宇可以先简单地将就盖一盖，神像可不能将就。泥塑的也好，木雕的也好，那一定要塑金身；要披红挂彩，敲锣打鼓迎进来。不能说“买”，要说“请”，名为“请神”。

    记得在那个年代，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年上演的几出类似“请神”的事，今天想起来还叫人有点尴尬不已。

    当年的中国大地上，不管是大中小城市，还是乡镇村庄，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主席的像，或半身，或全身；或金属浇铸，或水泥雕塑，或水粉油画。就像今天的朝鲜。或者说，今天的朝鲜就像我们中国的昨天。不同的是，今天的朝鲜有两座神像。

    当时我们县城要在大礼堂门前制作一副特大的主席全身画像，因天一直下雨，又不好在户外施工，又要赶工期，就只能在高大宽敞的礼堂里面搭起高大的脚手架，制作了一副宽大的画布，几乎有礼堂的大厅同高。叫来了全县最权威的画手，建国前名牌美院毕业的高材生执笔，经过几个昼夜的连轴加班，主席画像完工了。没有人看后不说画家的功夫了得的，神似得几乎是呼之欲出。完工后大家可就犯难了：这么高大的画像怎么抬出礼堂的大门呢？当时只想着要赶工期，就没人想到这个难题。当画像抬到礼堂宽大的厅门前时，大家都犯傻了，停在门前手足无措。站在一旁的画家好像很聪明的看出了门道，大声嚷嚷：“打倒打倒，打倒就可以出门了。”这一嚷嚷可就出了大事，站在一旁的总指挥，县革委会主任大喝一声：“你说什么！打倒打倒，你想打倒谁？你不是活得太腻烦了！来人，给我绑起来，关进大牢里，等一会儿来发落！”这一发落就是二十年大刑。

    其实，当时在场的人，只要不是傻子，有谁不知道怎样将大画像弄出去！只是众人都不好说出来罢了。其实，画家嘴里的“打倒打倒”，大家也心知肚明，就是把画像横着而不是竖着就可以出门了，只是革委会主任发话了，谁还敢说个不是！那不是明着披着蓑衣救火——引火上身！唉，只有我们这位大画家迂腐，以为众人都很笨，只有他想到了办法。

    过去的农村妇女都会做布鞋。在家做姑娘时就得学会。我们这儿盛产毛竹的地方，大多数农妇都是用老了脱落的笋壳做鞋样。有一位农妇，她老是捡来一些废报纸，用煮饭的米汤将一些碎布糊在报纸上，整成一张张大的鞋样布，在这张大布上下鞋面、鞋底样。那时的报纸，哪一张上没有不能亵渎的内容？不是主席像就是主席语录。拿着当时的那些报纸，就像是拿着手雷，随时都有引爆把自己炸的粉身碎骨的危险。这农妇用废报纸做鞋样布，那真是独木桥上骑马——险上加险。果真，她的霉运来了。大风一刮，将放在门口凳子上晒的鞋样布刮翻了，露出了撕破的主席头像，也让人看到了被米汤糊得乌漆墨黑的主席的脸蛋。这下就被公社革委会判了五年的徒刑。

    那年我们家刚从县城发配到乡下。从县城发配到乡下是因为父亲的成分高，曾经在旧政府做过抄写录事工作，被定为阶级敌人，不得在县城享受，必须去乡下劳动改造。

    我们到乡下带了一些新奇的东西。这里说新奇，不是今天说的什么古玩啦、字画呀、金银啦之类的。这些东西早被当着四旧给“革”掉了。这些东西，今天占有了价值连城，那时可是像毒品一样，谁家都不敢有，谁占有谁倒霉。这里说的新奇，是县城早先乡下一步在各家神龛上摆上的宝书台呀、主席石膏塑像啦、主席各式像章啊、主席语录啦、精装的主席著作合订本啦什么的。最抢眼的还数摆在茅屋厅堂的神龛（当时不能叫“神龛”，只能叫“条几”）的宝书台上慈眉善目的主席着军装的半身彩色塑像。所以被大队书记半商量、半强行的给拿去了。

    那是我们到当地的第二天。前一天刚住进从地主成分的林涛家分隔出来的现在分配给我们居住的半间茅草屋里，摆弄好几件旧木箱、旧木柜、旧桌子、旧椅子、旧木板床。那年头谁家都不大有什么新什物，我们更不例外，也只有条几上摆放的上面说的那些个是新的。第二天早早的，大队书记就出现在我家门前。大队书记是个矮木墩，家里三代赤贫，人称“三大”，饭量大、劲头大、胆儿大。别人吃饭是用大碗，他嫌不停地盛饭麻烦（一大碗饭他两口就倒下肚了），干脆就用个大钵盛饭，一钵要盛两斤米饭；别人挑土是用畚箕挑，他嫌畚箕小了，干脆用大土筐挑；做什么事他都敢冲在前面，据说刚解放那会儿，公社要找个农民代表去县里开会，当时还没有人去过县里，叫谁谁都不敢去。“三大”听说了，跑到社长面前，毛遂自荐说“我去！”于是就去了。回来就带来了顶劳模的帽子，大红花、证书、奖章都发了，大队书记的帽子自然就属他了，还出席过省劳模的会议。差点就当上了全国劳模。

    大队书记这么早来到我家是拿他的书记做派来给我们训话的，这就叫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大体上说了些“要好好改造”，“不许乱说乱动”，“不要老想着变天”之类的话。父亲是个多少见过些世面的人，县城刚解放那会，南下干部来接管县政府，一般的工作人员继续留任，父亲就是做第一任县长的文书，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给清出来了。这会儿站在“三大”书记面前，唯唯诺诺的，像极了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听训斥。书记训斥完了，语气又缓和了些，说你们初来咋到的，生活上的事，少了什么、缺个什么的可以跟小队和大队上说，能解决的我们都会帮着解决。说完之后，就环视了一下我们很局促的陋室，突然眼睛一瞪，眼神一亮，紧盯住了条几上宝书台的布置，盯住了宝书台上的主席塑像，沉思了一会儿说：“嗯，这个好！这个很有些意思！回头叫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家家都照着样来做。哎，你们家不配有那么好的主席像摆着，拿给我，我拿到大队去摆着。”也没顾着我们同意与否，说完就从宝书台上拿下那尊彩色塑像，径直就去了大队部。后来也没见着大队部摆了那尊主席像。后来听很多人说，“三大”书记家有一尊很好看的主席像。过几天，全大队的贫下中农就家家户户搞起了厅堂的条几上要摆宝书台、要摆主席像的运动。

    天佑的尴尬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天佑家是中农成分。“家庭成分”这个概念，现今的年轻人听起来，会觉得那是故纸堆里的词。其实不然，这个词最盛行的时候离现在也就三十来年的事。这个东西把全大陆的中国人细细地分成三六九等，那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搞笑的。

    说到天佑家的中农成分，我还得先把当时阶级成分的划分做一个大致的说明。好人就无需多说了（其实要说也还是有说道的，只是不在今天要说的范围里），坏人当时叫“黑五类”。这五类人像埃博拉病毒，谁沾上了就会选择赶快跟他隔离。妻子摊上一个“黑五类”丈夫，那就会赶快跟他离婚；儿子摊上了一个阶级敌人身份的父亲，就会赶快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在我住的那个村庄不远，有一个民兵连长，后来查出来他父亲是一个漏划的地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民兵连长拿着他的快枪，把个地主父亲给枪毙了。这五类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千千万万个人踏上万万千千只脚，踩在脚底下，永世都很难翻身。这五类人被剥去了所有的社会权力，被限制了人的自由，家门前用石灰水图上了一个小黑板大小的白方块，上面用大排笔写上了所属的成分和户主名字；腰间还要挂着一块小木板做的腰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本人的成分和名字。我去到的那个大队规定了，这五类人家里不准张贴主席画像，现在“三大”书记又发布指示，这些人家也不准摆放宝书台和主席塑像。

    这可叫天佑犯难了。我家是中农呀，能不能摆放宝书台呢？

    这有何好犯难的呢！贫下中农是农村革命的领导者呀！天佑这中农成分家庭不可摆那谁还有资格摆？

    这你可就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虽说是统称“贫下中农”，可这贫农和中农本就不是一家人。这“中农”里面他还是有一讲究的。“中农”成分按过去土地的多少，又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上中农”靠近富农，离富农只有一步之遥；“下中农”靠近贫农，比贫农的日子好那么一点点，只比贫农多了一片瓦，所以是革命的领导者。“上中农”虽不属革命的领导者，但他们又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成分那么“高”，是革命团结的对象，若表现得好，是可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来的。所以这才有了天佑的“犯难”。

    那天佑家又能不能摆设宝书台呢？这得要大人物批准。准许的权力在谁手里呢？那在这天宫皇帝远的地方，自然就是大队书记活者大队民兵连长了。

    怪不得我看到这几天贫下中农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张罗摆设宝书台的日子里，天佑很有些失落。终于有一天，天佑鼓起了豹胆，诚惶诚恐地凑到“三大”书记跟前，嗫嚅着问：“李书记，我们家能按您的指示布置宝书台么？”那敬畏神态绝不比当年在假洋鬼子面前问准不准他革命的阿Q来得逊色。

    天佑祖上家境毕竟有些干货，有点儿诗书传家，询问中用了“您”“指示”这些文绉绉的词。我看见“三大”书记也没怎么正眼看他，正在跟大队妇女主任传眉目，半晌才接茬：“你就弄吧。你家平时表现也还挺革命的，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天佑像得到了清朝皇帝准许他穿黄马褂的口谕，就差一点没飞起来。

    天佑从公社供销社买得一尊石膏材质主席半身塑像，拿在手上又犯难了。十几里回去的路，这像可怎么拿呢？不像今天的人，出门总得带个袋子包包什么的，就算是农民出门，怎么也得带个蛇皮袋，方便。那是没那么多玩意儿，只有扁担、绳子。我们的天佑就是用两根棕绳，一条扁担，挑着一担粮食交给公社粮站，然后顺带买回主席塑像的。总不能就这么双手捧着主席塑像走上十几里路吧。就算一个劳动力有力气能挑个两百来斤，可这个很难做到，何况还有一条扁担，两根棕绳。再说了，光两只手硬生捧着，万一有个磕碰，碰破了主席塑像，那可不是天大的罪人！思来想去，天佑本能的用上了农民平时一般携带东西的那一套，用棕绳打了一个活扣，把绳扣套在塑像的脖颈，再把活扣拉紧，把棕绳系在扁担头上，把扁担扛在肩上，这样又轻松又稳妥，大步流星地往家赶。

    我那天是母亲叫我跟着天佑去镇上买点东西。看到他获准能摆宝书台后，一扫先前那天天郁郁寡欢的那高兴劲，跨步格外高远，我打心眼里也替他高兴。我这人可能是因为忧愁的事多，看不得别人犯愁，心里特难受；一旦看到别人从忧愁中摆脱出来了，我就会跟着他一起高兴。我想，这时的天佑，一定对“三大”书记感恩戴德不尽，能那么相信他，让他有摆宝书台的权力。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权力，这其实就证明了大队书记把我看作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要不然，那可就是阶级敌人了！自己做阶级敌人倒不要什么紧，子子孙孙就都是阶级敌人的狗崽子，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若干年后，我读鲁迅的小说《药》，里面描写华老栓从康大叔手里买到“人血馒头”后，憧憬着赶快回去治好儿子的痨病，跨步格外高远的情景，很自然的就想到了那天的天佑：步态很飘然，脚步似流星，挂在扁担头上套着脖颈的主席塑像随着他脚步的节奏荡秋千似地不停地晃荡。

    进村的一路上，天佑不停地跟人打招呼，好像他要让全村的贫下中农都知道：我天佑也买回了主席像，我也可以摆宝书台，我跟你们一样，也是革命队伍中人！

    正走到大队部门前，有一群**上十岁的小孩在那儿玩耍，看到天佑扁担头上套着的主席塑像很是好奇，不知他要玩个什么新花样，跟在他后面想看个究竟。老杨家的儿子岁数要大些，在里面算是个头。突然，他好奇的大叫一声：“天佑叔，你怎么把主席的脖颈子用绳子给吊起来呢？”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引起其它孩子也跟着起哄，笑着一个劲地大声嚷嚷：“天佑叔，干坏事；天佑叔，干坏事……”

    这一起哄，把在大队部的民兵连长给引出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幕，一个箭步上前，当面一把揪住天佑的前领，大喝一声：“好你个天佑，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胆敢把主席吊起来，你这不是阶级敌人行为是什么！来人，马上把天佑给我绑起来，把全大队的贫下中农召集起来开批斗会，批斗这个歹毒的阶级敌人！”

    天佑一下子像被拦腰狠砸了一扁担，全身无力的瘫痪了下来；又像是从温暖如春的花房子里突然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脸色变得煞白煞白。扁担头上挂着的主席塑像一下子坠落到地上，砸了个粉碎。这一来，更加重了他的罪行。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任由几个民兵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

    对天佑的批斗会，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田间地头休息、晚上政治学习、都要把他捎带上。

    从此，天佑家好像一下子从天堂跌倒了地狱。不要说摆宝书台了，门前墙壁上马上涂上了一块白，写上了大大的“阶级敌人”的标签，腰间从此挂上了“阶级敌人”的小木牌，几个儿女在村里处处都遭人的白眼，处处低人几等。

    最叫天佑内疚的，还是对不起“三大”书记。因为这事，民兵连长一直揪住书记不放，硬说是书记指使天佑这么做的，目地就是要恶毒攻击主席，是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久，民兵连长就去大队书记而代之了。

    我到现在想起这尴尬事还感到很内疚。试想，要不是我从城里带去什么摆宝书台、摆主席塑像的新鲜事之源，不也就没有“三大”书记号召全大队的贫下中农来学之流么？也就更没有天佑去买主席塑像，进而被打成阶级敌人之祸了！害的天佑倒了一辈子霉不说，还害的天佑的女儿老大了还嫁不出去，儿子四十好几了还娶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