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是很容易被政治鼓动起来的。大学生也好，高中生也罢。远的不说，你就看最近台湾的“太阳花”反服贸运动、反课纲运动，皆如此。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才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被那场史无前例铺天盖地的运动鼓动起来了。

    这是长江中游边上一个很小的县城，小得牵一条撒尿的水牛从南门到北门，一泡尿还没撒完。城里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用来接待全国各地徒步串联经过此地的红卫兵。正好是夏天，就在教室打地铺，红卫兵都带了草席，就地一铺，便可睡觉。我的个妈呀，一个个脚上起了水泡又破，破了就溃烂，可没有一个叫苦叫疼的，第二天天不亮又整队出发了。

    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就在一起嘀咕，从一个个大城市走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那得走多少时间呀！我们心里好像就有了无限的感慨。我们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反正没课上。

    有人建议了，我们也去串联！没关系，吃饭不用钞票粮票，你看县城哪一家饭店不是为红卫兵开着的？我们走不了多远！那就去乡下。正好我们的校长被打倒，回乡下老家了，我们去把他揪回来批斗。

    谁来当头呢？大家好像一致推我。我在运动开始前是班长，成绩好，班主任任命的；这些时候又被大家伙崇拜的不得了。从红卫兵那儿得到的各式各样的主席像章，就数我们班的同学多。这在当时是哪里都买不到的。再说了，主席像章是能用来卖钱的吗！这得益于我传给他们的手艺——手工土法制作快板（当时土名叫“莲花落”）。找来几节竹筒——我们这里盛产毛竹，乡下的山上几乎漫山都是。后来初中上语文课，学到《井岗翠竹》一文，在心里想，切，我们这里的毛竹海了去了，就你井冈山漫山遍野的翠竹也没法比！只不过你的翠竹经过了炮火的洗礼，经过了红军战士鲜血的洇染，我们这里的没有罢了，用刀把竹筒剖开，把锋利的边缘削圆润；再找来根粗铁丝，放在炉膛里烧红，拿出来，在两爿竹板上圈好的地方刺下去，从竹内肉里刺下，从竹青表皮出来。烧红的铁丝在竹爿里穿过，冒着丝丝的青烟，散着清幽的竹燃烧的香味；当火红的铁丝穿透到竹青的表皮时，还会冒出串串的竹油——后来才知道这叫“汗青”。当每爿竹片都穿好两个洞后，再找来一根球鞋带，把每两爿竹板系在一起，中间间隔大拇指粗的空隙，打个死结，一副快板就做成功了。虽然做出来的快板不怎么美观，尤其是用铁丝烧出来的两个黑洞；但打出来的声音却是很响很脆的，红卫兵很喜欢，我们班做的快板很抢手。我们班的同学换来的主席像章自然也就最多样式最多数量了。至于红卫兵当时为什么那么钟情快板，我还是在大了以后，经常在战斗影片中看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场景，这才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长途跋涉中，走得很疲倦的时候，是很需要加油打气的，这时候，快板就是最好的打气工具了。

    这个手艺是我在乡下表哥们那里学来的。我小的时候，一放寒暑假没人照看，妈妈就把我和弟弟送到乡下姨妈家去。姨妈一生嫁了三次，到头来还是守寡，拖带着三个男人生的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表哥们年长的已是强劳力了，年幼的的跟我一般大小。他们是野着长大的。大的带小的，除了填饱肚子，真的好像就没什么生活必需了。可他们就天生的有能力，大些的会农村里各种把式，小的几个会农村所有的各种土的玩法。在表哥们那里，我学会了很多制作各式各样土玩具的方法。后来读到鲁迅的小说《故乡》，读到故事中的少年闰土，我自然就会想起我的几个表哥。我觉得，鲁迅写的闰土，简直就是我的几个表哥了。

    校长的家住在属全县最大的一个镇子，当时叫“公社”，距县城大约30华里。我们起了个大早。我这个“头”带着十来二十几个红小兵，“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不知是谁还从哪里弄来了一面旗帜。我让个儿高点、身体壮点的同学扛着。刚开始我们还是劲头十足，大踏步走着，高声喊着、唱着，学的几首主席语录歌，翻来倒去的唱着。大多数同学没去过乡下，一出县城，就新奇的不得了，马路两边的田地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庄稼，大家激烈的争论着，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谁都想争个赢的。我这个“头”这时又起到了仲裁的作用。凭着我几年来来来回回在乡下转过，在表哥那儿学到的许多名堂，权威的给同学们做出裁判。谁的说法是对的，谁的说法是错的，甚至，你们的说法都是错的。一路上争着说着，像林间自由嬉戏的小鸟，叽叽喳喳，满以为满世界都是它们的，都忘了出来是干嘛的。

    六月的天气，还没到放暑假的时候，就很有了盛夏的威力。头顶上，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细石子铺的马路上，能清楚地看见氤氲的热气在天地间蒸腾。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不像今天到处都车水马龙。同学们一个个耷拉下脑袋，脚上都像拖着很重的镣铐，脚步都自然地慢了下来，也全无了争吵的声音，更没了先前出门时抖擞的革命精神。我自然也不例外。

    往年暑假我在乡下姨妈家那全然不是这样。八月的骄阳比这要威猛十倍还不止。午后的田野里，刚刚割完了早稻，大人们正忙着在禾桶边上，双手掐住一把禾子，用力地摔打下谷粒——成熟了的谷粒是一碰就会掉落的，满天下都传来“嗵、嗵”的谷打禾桶的响声；还有在一边出谷粒、捆稻草的女人们奔放的打情骂俏声。放牛的四表哥把牛散放在稻田里，让它们啃啮着田里的禾蔸和田埂上的青草。这是放牛娃最轻松自在的时节。我戴着一顶破了边沿的草帽，跟在四表哥屁股后，满田野里的稻草捆下捉蚂蚱、捉蛤蟆；有时我们也会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赤脚跟在犁田的大表哥屁股后面从翻起的泥条里捉泥鳅、捉黄鳝。这些活我是怎么也比不过四表哥、五表哥的，滑滑的泥鳅黄鳝在他们手里那是服服帖帖的，一会儿就捉了满满一鱼篓，我却怎么也捉不上手，好不容易抠住了一条，一会儿又从指缝间溜掉了。酷热的暑气大人们都有些吃不消了，我们小孩子却一点也没觉得它的威力。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娇气，动不动就中暑了。

    我们也不知是怎样地挨到目的地的。

    镇上只有一家国营的旅社。那时候几乎是拿来接待过往串联的红卫兵。我们这样的一对红小兵，旅社可能还真没接待过呢。不管了，反正我们手里有革委会开具的证明，走到哪里那都是通行、通吃、通住无阻的。虽然疲惫至极，亮出证明的时候，我还是抖擞了一下。服务员看到大红公章的证明，没敢说什么。管你是大孩还是小孩，有了革委会的公章（那时可不敢有人私刻公章造假，除非不要命），那就是尚方宝剑啦！

    服务员先是领着我们去饭堂吃晚饭。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围了两桌，狼吞虎咽地，狠狠地来了个“光盘行动”。当时吃的什么，现在已记不大清了。肉片汤肯定是有的，那在当时算是上好的菜了；鱼是一定有的，我们这里是鱼米之乡，鱼是席席不缺的；应该还有番茄炒鸡蛋……反正那时该有的，应该都会有。米饭是不受限制的，即使那时的粮食没现在这么充裕，接待红卫兵可是不敢怠慢的，记得我们当时是敞开饭量吃的。

    吃完饭服务员就领我们去客房。那时的旅馆是没有星级的，更不要说乡镇的旅社了。我们占下了两个大房间的通铺，木板床，木床头，罗布蚊帐。床单、枕套倒是雪白的。我们顾不了身上的汗臭，衣上的灰尘，脚上的泥土，谁也没洗就倒在雪白的床单上进入了梦乡……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么些小孩出远门不说，难道还在外过夜？家里大人们放心的下，会同意吗？

    现在的年轻人可就有所不知了，那时的小孩有你们今天的80后、90后那么娇贵么！那时的我们哪个不是野着长大的！管你几点回家吃饭，管你几点回家睡觉。叫上几声，来就来，不来就拉倒。回来晚了，自己弄着吃，自己弄着睡。各家各户孩子多着呢，都像今天独生子女这样的侍弄，那大人们还要不要活了。

    第二天也不知是几点醒来的。反正睁开眼，太阳已经老高老高了。这要在以往上课的时间，那至少也得上第二节课了。我们匆匆起床，也没带洗漱用具，睡眼惺忪地扒拉完早饭，就想着要办正事了，拉起队伍往校长家进发。

    校长家所在的村子在镇子的东头，距镇子有三里地，座落在狮子山脚下。清澈的溪水从村前淌过，细石游鱼清晰可见。还没进到村里就听见鸡鸣狗咬的，平日里应该少有生人来。村里翠竹掩映着青瓦，绿杨簇拥着茅舍；桃李已经下市，梨柿还挂满枝头。不知怎的，大学时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里的诗句“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眼前总再现出那次去校长家村里的场景。正好校长也姓陶。难不成这就是当年陶渊明的家乡？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你看那一村的人家都姓陶，没有一户杂姓。我们找到校长的时候，校长正与他的乡亲们在“悦亲戚之情话”“将有事于西畴”呢。

    我们背了一段主席语录。我先大声开头（其实，这都是事先预设好的），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着，我们很严肃地说明了来意，以为这就是最坚决的革命态度。

    乡亲们听说我们是来捉拿校长回去批斗的，立马就紧张了起来，很自觉的把校长护在了中间。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说话有分量的，走上前一步道：“你们这些小毛孩懂什么，掺合到这些大人的事里来！”

    我当时很不服气地回应道：“谁是小毛孩？我们是主席的红小兵！红小兵就不能革走资派的命么？”

    那人道：“好好好，你们红小兵是要革命。不过，你们的校长今天可不能跟你们回去，我们要把他留下来，我们要革他的命。”

    “他是我们的校长，当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批斗他，怎么能让你们革他的命！”

    “咦，这就怪了，我们这里有学校，他不在我们这里当校长，偏偏要跑到城里去当校长，丢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不管不问，这不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吗？不由我们革他的命那还由谁！”

    “我……”

    我们毕竟是些**上十岁的毛头小子，在大人面前总会是理屈词穷，辩驳不了他们。站在那里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只好灰心丧气，悻悻地离开了。

    后来校长的乡亲们有没有革他的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运动结束后，校长落实政策回到学校，听有些老师说，校长若不是回到家乡去，若不是受到他的乡亲们的保护，那一定是在劫难逃了。

    这次革命行动，也是我们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革命行动，弄得不尴不尬的，大家都很扫兴。回去县城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完全没有来时的那股冲劲。旗手把旗帜没劲地扛在肩上，就只剩下没放在地上拖了。真有点像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丢盔弃甲的样子。实在是没劲往回走了，于是有人提议，不如我们拦下一辆车坐车回县城去。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一个也没有来时那样的革命劲头。来时也有人提议搭乘班车去，说是那么远的路恐怕走不动。提议一出，马上得到大家一致的否决，“没看见人家大城市的红卫兵吗？他们才比我们大多少？整个中国都走遍了！我们才走多少路？还搭车？这还叫革命？”

    这时正好后面来了一辆“丰收——27”拖拉机（那时班车少，到乡下一天也就来回一趟，其它的各种车就更没有了，只有解放牌、井冈山牌大卡车，再就是拖拉机）。旗手来劲了，往路中间一站，红旗摇几摇，其他人故意把红小兵的臂章露出来。拖拉机司机看到这阵势，远远地就把拖拉机减速了，看样子是要停下来让我们搭乘。我们蜂拥而上。等大伙儿一个个跑到拖拉机后面去了，司机猛踩油门，拖拉机“突突突”一个劲地往前奔去。原来司机是在耍我们。大家被激怒了。有几个大叫一声：“爬上去！”就有人健步往前冲去，马上就抓到了车斗。那时爬拖拉机是小孩、青年常干的事。拖拉机速度很慢，稍微跑得快点的，都能追上拖拉机。后来我去了乡下，读初中、高中上学要走十多里路，老是在半路上碰上来了拖拉机，都会追着爬上去。爬拖拉机很容易，快冲几步，两手一把抓住车斗，身子往上一纵，脚往车后门上一搭，再往车斗里一翻身，进去了。司机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时候到地点了，司机想整你，故意不停车。这也没关系，难不倒谁！两手抓住车斗后面，脚先抵着车门，慢慢落到地上，再跟着车速跑几步，再两手一放，跑几步慢慢停下，站稳了，行了！只要是男孩子，再怂的也能来这两下子。哪像现在的孩子，一点冒险的事都不敢做。不过，现在也有交通法规管着。

    几个会跑点儿的同学，三步两步就追上了奔跑着的拖拉机，一个纵身就上了拖拉机。不过，由于先前没准备爬车，一行中还是很有几个同学追不上拖拉机。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丢在路上不管了吧。爬上车的几个同学机灵一动，做出要跳车的样式对着司机大声喊着：“快停车，快停车!不把后面的几个人带上，我们就要跳车了！”一面喊着，一面做出要跳车的样子。司机没得法，只好停下拖拉机，让后面的几个同学追上来，我们车上的几个人帮衬着他们一个个爬上了拖拉机斗。下午快两点我们才回到县城。

    这次行动后没多久，我父亲就被人举报说有历史问题，立马就有红卫兵把他揪去批斗了。此后我就很少参加类似的活动，总想躲着同学们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