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前一年，大哥还没有参军走，他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兴小学教美术，他家在道外十六道街。过完春节不久，妈妈领我到大哥家，那时，正是春季新生入学，是新学年开始，正好小学要招一年级新生。哥哥和嫂子都留我在哈尔滨上学，妈妈先是不同意，她老人家不愿意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住，她舍不得离开阿城，后来，经不住哥哥嫂子反复劝说，妈妈总算点头同意了，让我留在哈尔滨念书，妈妈自己回阿城了。
开学了，嫂子领我到北兴小学报名，排了半天队一登记，因为我户口不在哈尔滨，登记的老师不收我。哥哥去找校长，校长说：“户口不在哈尔滨，就不能收!”别看哥哥在这学校当教师，也不行。你看，那时，领导的原则性多强，没办法，那就别在哈尔滨念书了吧。可是，妈妈已经回去了，哥哥嫂子上班，我自己又不敢一个人坐火车走，只好等星期日再说吧。哪成想，没等到星期天呢，我却来病了，发烧、咳嗽、全身无力，吃不下去饭，因为前两年小弟病故，我这一病，哥哥嫂子都害怕了，紧忙给我吃退热止咳药。可是，吃了两天不见效，仍旧发烧、咳嗽不止。哥哥嫂子商量一下，嫂子请了假，带我去道里的一个苏联人开的诊所看病，这个诊所离电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嫂子看我挪不动步，就要背着我，我不肯，嫂子不由分说一下把我背起来，往前走。那时，嫂子虽然年轻，但她念完书就教书，身体不那么健壮，还有孩子吃奶，走了一会儿，我看嫂子累得直大喘气，就要下来，但嫂子还是不肯，一直把我背到诊所，累得嫂子淌了不少汗。
苏联医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前胸后背，又给我做了X光透视，诊断结果出来了，是很吓人的。苏联老医生用熟练的汉语说：“这个孩子得的病是肺结核。”那时，我们这地方的人们称肺结核为痨病，死亡率是很高的。给我打了针、又拿了药，老医生安慰我们说：“不要紧的，小孩子，没有什么负担的，打打针、吃吃药，多吃鸡蛋、多吃瘦肉和菠菜，很快就会好的，发现的早，没事的!”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的沉重心情减轻了一些。从此，每天都要打一针，这针必须到苏联老医生的诊所去打，天天下了电车那段距离，都是嫂子背着我走，大概打了十几天的针。可能正象苏联老医生所讲的我年龄小，没什么思想负担，最主要的是哥哥嫂子这一阵子精心的照顾，他们每天调着样给我做好吃的，鸡蛋糕、荷包蛋、煮猪肝……尤其是菠菜汤、生菠菜拌着吃的更多，所以不久，我就有精神了，也能吃饭了。苏联老医生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恢复的真快，你们来的早，治的及时。今后，你们要注意锻炼身体，不用再打针了，再拿点药吃就行了。”听了他这番话，我可高兴了，嫂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对嫂子说：“嫂子，这回不用你背我了。”嫂子说：“好，好!”苏联老医生竖起大拇指对嫂子说：“你的——好样的!”我们都笑了。
嫂子背我去看病的事，让我终生难忘，是她使我的病很快就好了，让我能更健康地成长。现在的话：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老嫂倍母。这是真的!我们祖先总结的经典性语言都是真理，嫂子的关心和照顾，给我带来了健康，有益一生，这一恩情，永刻铭心。我把它记录下来，告诉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