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天暮，洛阳城那浮华喧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广政殿内，为君王天下、社稷康平而呕心沥血的范仲淹，依旧在政事堂间，辛苦操劳。

    正统十一年，已然进入范仲淹秉政的第六个年头了，五载春秋一晃而逝，帝国又经过一轮风雨洗礼，庙堂上下再换新颜，而进入花甲之年的范公，满头鬓发，亦已成霜。

    暗夜下，相堂间，灯火幢幢，十数名郎官、舍人、学士，也陪着范首相，当值加班，整理公文条事。这些人，约在三十上下，出身或有高低，但来历不俗，大多经过一定的职事历练。

    虽然并非都由范仲淹提拔，但皆有受其认可的长处，而这些人，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的精英，前途无量，是帝国未来的高官储备。

    然而，处在这样的位置，每日接触的都是宰相公卿，经手的都是国家大事，受到瞩目的同时，所承受的压力与竞争，也远非常人想象。

    尤其，当坐在尚书令位置上的乃是范仲淹这样的掌权者时，便非党从，也不得不受其辐射影响，拼命表现，比如这“加班”的习惯

    便是涵养、觉悟、气度如这些帝国精英，长期坚持下来，也都不由身心俱疲，即使，范仲淹从没有要求他们做本职之外更多的工作。

    这些人，一边渴慕宰相的看重与提拔，一方面又对宰相的作风感到难耐，甚至于，一些深受范仲淹知遇之恩的官佐才俊们，都期盼着范仲淹早点退下。

    何必呢你不累，大伙可都累了只要退下，你范公就又是誉满天下的贤臣名相，而非饱受攻讦与议论的“权相”。

    而在这些宰堂属官之中，有一人气质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作为一名官僚来说，年纪不算大，也就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但总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他叫王安石，正统二年的状元，也是帝国自开宝时代以来，最年轻的一名状元。

    百多年下来，大汉帝国形成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派别，发源于江南西道的“赣系”，虽只是南臣一分支，且影响力较弱，却也源远流长，出过不少名人，乃至宰相。

    最有名的，便是钟谟与王钦若了。钟谟虽非江西本地人，但由于其在开宝时期江南西道的多年履职，于政制文教上多有开辟巩固，被后辈认为是赣派的开山人。

    至于王钦若，历仕四朝，二十载宰臣生涯，位及人臣，一度势倾天下，甚至染指尚书令，最关键的是在“康宗世宗”更替期间纵横捭阖，为世宗继位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后来王钦若因勾结内宦而沦落，但他在赣派南臣中的声名与地位，却无可动摇，他的门人学生，依旧在帝国各处发挥着作用，传承着他的影响力。

    他的仕途经历，则激励着无数后辈，要知道，王钦若可不是科举入仕，虽少不了贵人提携，但他身上的“寒门”色彩极其浓厚，是帝国政坛“以吏入官”的典型与标杆，这几乎为天下墨吏打心底所推崇。

    而王安石也是江西人，打小便被冠以神童与天才之名，天资聪颖，他也没有辜负自己这份资质，酷爱读书，学习启智。

    稍长，随其父宦游各地，这段经历对他的成长尤为关键，不仅接触了各地风俗与民情，还尽习各家学派之长，给赣湘闽苏，如今大汉帝国南方最主流的四大学派，他都曾入学修习过，其进境思考，甚至要超过一些授学教授。

    在进京以前，不到二十岁的王安石，便已经在南方士林、学派中拥有偌大名气了。进京之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大学堂，期间，也为欧阳修看中，修习古文。

    在政法大学堂，是王安石停留学习最久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真正接触到帝国最高学府以及上层权贵的面貌，大学堂也远不止治学这么简单了，更加侧重于为官之道与治政之能的培养。

    而在这方面，即便以王安石之天资，也没办法再做到游刃有余、如饮甘酿了。所谓才学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与实务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不过，这似乎也彻底激发了王安石对政治的热情与兴趣，在那期间，适逢世宗晚年，夺嫡之争，朝局糜顿，人心不稳。

    地处皇家园苑的大学堂，作为帝国培养精英力量的最高学府，议政之风本就浓烈，年轻气盛的王安石自不能免俗，因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政的快意文章。

    虽然在老政治家眼中，略显稚嫩，但其人才智慧之光芒，却已经闪到了不少人，当然，也招致许多人的厌恶，尤其是权贵子弟。

    比如萧阜，这是两朝宰相、世宗股肱之臣萧恭之孙，同样资质过人、好学多才，曾拜湘学大家廖昌浩为师。萧阜是最喜欢与王安石辩论的，但败多胜少，到最后，往往词穷理屈，拂袖负气而走。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王安石，就是这样自负奇智、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也正因如此，正统二年大考后，殿试评比之时，包括时任礼部尚书的晏殊在内，不少大臣都建议，当压压其锋芒，正因璞玉，才需打磨。

    若是正常情况，王安石别说状元了，就是进士一甲都进不了。不过，彼时刘维箴继位已满一年，虽然年轻放权，却也非全无自己想法。

    面对“打磨之论”，刘维箴并不苟同，他认为，朝廷取士，素以才学智用论高低，岂因年龄而计较长短，横加打压，有失公允。

    当皇帝明确表达这种态度时，王安石这个23岁的大汉状元，也就新鲜出炉了。皇帝未必对王安石有怎样的好感，甚至都没有仔细了解，但须知道，当初时的刘维箴也是个青年，面对的也是满朝老臣

    到如今，王安石已入仕十年了，他的仕途很稳，稳到按部就班，基本依照朝廷固有的官僚培养制度、节奏来。真正进入官场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政法大学堂距离朝廷很近，但其中差别之大，难以量计。

    一头扎进朝廷这个大染缸后，他的才智博学，根本无法挣脱政治旋涡，他的锋芒也不得不收起，吃几次亏就知道了。

    还是得感谢范仲淹，若非范公拜相之后，大力提拔培养才士，或许王安石仍在三馆修书属文，抑或是在翰林院待诏，待在正统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召见的“诏”。

    因而，对于范仲淹，王安石是心存感激的，其思想、政风、品行，都深深地感染着王安石，全方位地影响着他。

    夜更深了，陆陆续续地，僚属们将整理、标注、拟议的各部司及地方道州上奏本章，呈与相堂。侧对着范仲淹的书案上，又摆得满满的，那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

    “时辰已晚，本章放下，回府歇息去吧”

    王安石是最后进来的，手中同样捧着一叠奏章，闻言，轻轻地将之置于案上，再看着始终埋头于案牍、白眉凝愁的范仲淹，不由躬身抱拳，拜道“相公，时辰已晚，还请保重身体，早些歇息吧”

    闻声，范仲淹抬起头，见到是王安石，布满皱纹的老脸上露出点笑容“是介甫啊你先回吧，老夫还需再看完这道审计”

    说完，就又埋头下去，见状，王安石面色动容，两眼竟有些发热。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绪，王安石向范仲淹拜道“相公”

    察觉其异，范仲淹又抬起头来，看着他，问到“有何事”

    王安石沉声道“下官受相公提拔，常处中枢，所见所闻，皆为国家大事，然以鄙陋之目观之，终如坐望云山，不见真容。

    自进京以来十数年，早不见畿外风光，不闻小民之声，不识黎庶疾苦，下官恳请，外放一方”

    听其所请，范仲淹先是讶然，然后露出满意的表情，想了想道“这是应该的，介甫能有此心，足见经世报国之志”

    稍作琢磨，范仲淹道“国家治安，一在吏治选材，二在章程法度，三在财计民生，这样，江海关正有一个税务副司空缺，就留给你吧”

    江海关可是帝国五大海关之首，半个世纪的发展下来，每年关税及各项管理岁入，就已突破性地达到千万贯。一个江海关，抵得上五座苏州府。

    王安石身处中枢的这些年，对于帝国政治经济体制也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自然清楚江海关之重。得到这样的安排，既惊且喜，同时还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也绝对是其仕途的一个关键转折。

    “多谢相公”对于此时的王安石来说，唯有长长一拜表示感谢。

    旋即，范仲淹便给王安石批了张条子，待手头事务交接好之后，便去找王相公落实。王相公，指的是宰臣、吏部尚书王士廪，这可是正统时代真正的帝党核心，也是正统皇帝垂拱之余，制衡朝局的一张王牌。

    而望着王安石告退离开的背影，范仲淹眉目之间，却露出了深沉的忧虑，眼神很复杂，良久，方才怅然叹息一声。

    江海关这样一块肥得流油的大肉，那里自然是群狼环伺，自秉政以来，范仲淹对帝国财税亦有诸多改革，尤其是海关这种“新事物”，更是大力整饬，打击贪腐非法，这也是江海关岁入能达到历史之最的原因之一。

    但是，范仲淹心里清楚，他打击的，只是一些皮肉，骨子里的一些问题，却不是依靠朝制能够解决的。将王安石安排到江海关，无异于推他进狼窝，能否坚持下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以其个性与才干，范仲淹又暗怀期待，希望他能给江海关乃至整个帝国海关系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当年，世宗皇帝用他范希文时，不也是这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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