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之后，自然少不了追亡逐北，扩大战果，这是属于胜利者的福利。只不过追击过程中，多了些波折，但最终的战果很大，胜利很辉煌，几乎可以宣告第二次ys东征图谋的失败了。

    决战前逾十六万人的ys东征军，在战争厮杀以及后续的追击中，损失过半。余者，主要逃往两个方向，一个是各地圣战者最初的聚集处，阿莫勒城，约有两万多人，顺着里海南岸，逃到希尔卡尼亚地区的戈尔甘城方得喘息。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里海东南方向的呼罗珊地区了，这波人以伽色尼军为主，也是安西三国联军主要的追击消灭对象，可谓是穷追猛打。

    而不那么让人满意的是，在这个追击的过程中，不断有伽色尼王朝的将领将沿途的溃卒组织起来，抵抗、撤退，马哈茂德虽走，但他的传令兵却来回奔走于撤退路线上，传达苏丹军令，集结，止乱，抗敌。

    一溃百里，固然很狼狈，但等马哈茂德撤到呼罗珊首府图斯城马什哈德时，收拢的败卒及原城池守军加起来，可供其调用的兵力已然攀至三万余人。

    呼罗珊，在中国历史资料的记载中，都是個出现频率不低的词汇，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里海东南，是一片连接着西亚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富庶之所，也早早地便被崛起的伽色尼王朝所吞并。图斯城，则是ys教什叶派朝觐的圣地。

    追击的汉军兵叩图斯城时，在连日的激战与追击之中，也早已是筋疲力竭，全靠一口气支撑着。因此，对图斯城，也只能勉强地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攻击便撤退了，甚至于，守军还在马哈茂德的命令下，出城反击，让安西汉军遭受了一场死伤数百的败绩。

    大战之后，自有一段沉寂，实际兵力超过二十万的ys东征军，最终能够活着脱离战场的，不足七万人，余者，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抑或是失踪。

    而相比于下面将士们为击垮ys联军而感到兴奋与自得，理所应当地享受着来自三王的犒赏与缴获的战利品，安西三国的上层们，却很难真正高兴起来，喜悦的笑容背后，多少掩饰着一些苦涩。

    这场战役是一场大胜，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从结果来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值得称道赞叹的赫赫武功。但同样的，作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获得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

    物资、国力的损耗就不提了，世上再没有比打仗更费钱、费力的事情了。真正让三国感到肉痛的，还得是军事力量的损失。

    那些仆属军队的伤亡就不提了，鏖战之际，他们是最早动摇，并且被疯狂的圣战者们给打崩溃了，死伤无算，甚至一度影响到战争全局。

    而三国汉族力量的损失，可就有些伤元气了，前前后后加起来，直接战亡者就有上万，很多都是在短兵相接的过程中，被s以命搏命的方式给拼杀掉了。

    可以肯定说，这么大的伤亡，自刘旻讨灭黑汗之后，在面对ys文明的大小战争中，还从来没有一场，似此次这般严重。三国汉族一共才多少人，汉军精锐又才多少，ys世界又有多少人，这样大消耗的仗，三国能打得起几场

    三国之中，自然以北廷国的损失最大，海东地区的经营付诸流水，s大动乱，明城几乎毁于战火，北廷国下属的海东汉族兵马，折了七成。

    而阵亡的一万多汉军，几乎一半都出自北廷国，伤筋动骨，痛彻心扉，而这样的结果，是北廷王刘文共以及他的将士们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即便刘旻在后续分享俘虏与战利品的过程中，给了极大的补偿，刘文共的脸上也看不见一丝喜悦，甚至在庆功宴上大哭一场，所有人都知道，他哭的自然是其弟刘文涛以及数千北廷汉军的死难。

    当然，刘旻早已是心志如钢，坚如铁石，虽有歉然，但并不会为战略决策的问题向刘文共致歉什么的。而这一场痛哭，也把安西、北廷二国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假象给戳破了，也促使刘文共在战争结束后彻底改变了北廷国的发展战略。

    而在战争结束之前，作为三国统帅的刘旻，也还顾不上内部的那些不和谐。战端既起，大战得胜，又反攻入呼罗珊地区，对刘旻来说，放弃战争已不在他考虑之内。

    继续战争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败退到图斯城的马哈茂德，依旧是他的第一狩猎目标。不过，在此之前，补充兵力、辎重，休整恢复，是必须要花时间做的事情，这也就进入到本次“汉伊之战”的第二阶段相持。

    事实上，在雍熙1112年冬春之际，双方都在舔舐伤口，恢复精力，就像两只受伤的猛兽，虽然短暂摆脱开了，但随时可能再撕咬在一起。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三国联军要自如一些，他们深刻地贯彻着“因粮于敌”的策略，毫无负担地在呼罗珊地区进行着烧杀抢掠。而伽色尼军这边，则要负担则要重得多，一方面要应对汉骑的游击抢掠，一方面还有守城，还要补充实力以应对下次大战，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

    而从相持阶段开始，战争实则已经演变成伽色尼王朝单挑安西三国联军了，其余ys势力，一时间可没法再给伽色尼多少有效臂助，虽然仍有圣战者东来，但真正能造成威胁的，也只有逃到戈尔甘地区再度集结的那支东征军。但与马哈茂德在图斯城的火热与有序，戈尔甘混乱的局势、内部的掣肘，又使其对汉人的威胁很难有实质的作为。

    雍熙十二年二月，在经过一个不算短暂的休整期后，汉伊之间，再起兵戈。安西王刘旻又征调了十五万各路军队，浩浩荡荡南下，目标直指图斯城。

    而这一回，汉军这边唱主戏的人也变成了安西、康居二国，至于在明城会战中伤亡惨重的北廷军队，只能打打辅助了，二王都能理解。

    而北廷王刘文共，也不是当逃兵的人，最基本的担当还是有的，属于汉族的尊严，属于汉军的荣耀，也必须要维护。当然，说这些都比较虚，根本原因还在于，前次损失太大，需要找补回来，而呼罗珊地区可比海东要富裕多了，此前的劫掠之中，北廷军队尤其积极。

    同时，十五万军队的成色也大不如前了，有接近十万人都是仆从军，其中不乏就地组建、转化的炮灰。经明城一战，汉军高层也基本都收起傲慢之心，至少对汉军巨大伤亡这种事情，提高了警惕。野战也就罢了，城战，还得靠河中、波斯、阿拉伯的这些炮灰来，正好消耗一番，减轻不稳定因素，以方便掌控。

    彼时的图厮城，在苏丹马哈茂德的调措之下，正规军也攀至六万余人，稍加动员一番，也能搞出十万大军来。当然了，其组织度与战斗力，比之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像明城会战那等烈度的战役，短时间内是扛不住的了。

    另一方面，伽色尼军需要顾忌的地方也更多，这是守方天然的劣势，因此，在图城之战的前中后期，伽色尼方能做的，并不多，以守为主，坚壁清野，坚守城池，联络援兵，同时遣偏师精骑北上，到三国联军背后去点火，以分散汉军注意，减轻图斯城正面战场的压力。

    需要提一嘴的是，整个汉伊之战的过程中，至少安西国境内是一直不稳定的，海东地区就不提了，堪称糜烂，而河中地区，各种叛乱、动乱是层出不穷。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此前安西三国国内的稳定，都建立在汉军的强大，以及对内严密的控制、镇压上，当主力大军、甚至大部分仆属军队都投入到对外作战之后，内部的骚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胜利往往是能压制住诸多矛盾的，在三国联军取得明城会战的完胜之后，后方立安，至少那种层出不穷的叛乱少了很多，敌对分子也不是不动脑子，造乱完全不分时候。

    来自伽色尼军以及圣战者们的鼓动、挑唆，对部分饱受“宗教压迫”的河中人来说，还是有促乱作用的，对汉军作战也的确能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终究有限。

    毕竟汉军作战，在短时间内，对后勤供应的依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以战养战的法子，只要还有东西可抢，还有粮草被服可掠，那就都能驱动汉军这架战车继续前进。

    在图斯城，汉伊大战又一场血战爆发了，这座历史底蕴深厚、宗教氛围浓烈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化为一座血肉磨坊，而流尽的，却是当下以及曾经信仰安拉的s们。

    攻守易形，就和明城攻防战一般，图斯城上下的厮杀，也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作为伽色尼的苏丹，马哈茂德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他留在了城内，用这种办法，激励伽色尼的将士，号召信徒们团结，共同抵御汉人的侵略。

    效果是显著的，在马哈茂德亲自督战之下，图斯城的守军爆发出了不俗的战力与意志力，与攻城的“汉军”进行激战，至于伤亡什么的，战争期间，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图斯城守军打得辛苦，三国联军攻得也很困难，在试探出图斯城的防御强度之后，刘旻三王更不敢将宝贵的汉族军队用在攻城上了，而仅靠炮灰，也很难拿下城池，至少图斯这样的大城，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

    促成战局变化的因素，没有出现在图斯城战场，而是爆发在距离战场两千里外的纪浑河上游地区。一支两万人的伽色尼军队，从其北部重镇巴里黑出击，跨过纪浑河，突袭沿河的汉军堡寨、据点，不过十五日的时间，纪浑河北岸的耳城、越城以及赤城都先后陷落，甚至连咽喉关口铁门关都被攻克。

    而这一片纪浑河地区，属于康居国的地盘，但此地失守，威胁的可不只是康居国。赤城、铁门关以北，乃是佉沙城，再往北就是中亚重镇萨末鞬，这可是七河流域、丝绸之路上的核心交通线。

    若是萨末鞬被攻克，那么安西三国的势力就相当于被从腰杆上砍断，这可是要命的威胁。因此，当纪浑河方向的战报传到图斯城前线后，自刘旻以下诸多三国高层，都清楚地意识到，图斯城是拿不下来了，呼罗珊的仗也不能继续打下去了。

    一场撤退的仗随之开始，首先是康居王刘晔率本国军队东归，驰援佉沙城，然后是整个联军的后撤。图斯城内伽色尼军明显察觉到了汉军异动，马哈茂德还遣军出城追击，只不过在刘旻等人从容有序的指挥下，没能讨得便宜，反而中了几次伏击，损失不小，再不敢追。

    在撤离之前，刘旻命人，将呼罗珊北部地区给犁了一遍，方才撤回海东，顺带着派兵西进，把戈尔甘城给拿下了，把这一场来自西亚阿拉伯圣战者们的热情彻底浇灭，同时将触手深入到里海南岸。

    康居王刘晔率军，在经过一段辛苦的回师之后，终于当年夏季赶回国内，在佉沙城陷落之前。伽色尼军溜得很快，并不与刘晔军激战。

    原本，溜了也就溜了，在前后近一年的战事中，康居国军上下也都很疲惫，但敌军意图借助夏季炎热的掩护，占着纪浑河北部湾区不走，这就彻底激怒了刘晔。

    于是，短暂的休整之后，刘晔提兵南下，收复失地，随着北岸三城及诸据点的陆续恢复，随着最后一名北犯的伽色尼军被射杀于纪浑河中，也宣告着这第五次汉伊之战的结束。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影响是深刻而重大的，诸国领土上的变化并不算大，但奠定了一个中、西亚地区的全新格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大食地区的历史发展。

    东征军损失无算，圣战狂潮被生生打停，伽色尼王朝也是受创惨重，但它用事实证明了，一个上升期的王朝，不是那么好对付。

    而经过这么一场战争，伽色尼国至少彻底坐稳了其“扛把子”的地位，马哈茂德英雄、英主之名也得以在ys世界广泛流传，至少，他是第一个能与凶残的汉人有来有回的大食王公。

    当然，此战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其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来恢复，这将大大影响其发展进程。

    与之相比，安西三国挫败了ys又一次卷土重来的阴谋，取得了一个个骄人的战绩，并从呼罗珊地区搜刮了大笔财富，重创伽色尼王朝，极大地削弱其战争潜力。

    但本身的伤亡，尤其是作为根基的汉族军事力量，遭遇了封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很影响统治力的事情，不能等闲视之。这一仗，也让三国高层收起了那种并不明显但根植于骨子的傲慢与狂妄，至少真正意识到，那些大食人、ys人，不全是任其宰割的绵羊。

    而于三国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也正是从本次大战开始，三国那种自“安西都督府时代”延续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清晰起来，三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上开始越发独立起来。

    三国高层，第一次真正地对各自未来发展进行深彻认真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西征扩张”这样近乎于政治正确的战略框架下。

    事实上，从世祖皇帝分封伊始，三国之间就有核心利益上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也注定了他们在战略发展上的分歧。

    过去因为血脉关系、历史渊源以及ys势力的威胁，三国不得不囫囵着、凑合着过日子，但“五次大战”之后，凑合显然是不可行的了。而后续十来年间，三国在确实在战略发展上，各自为政了。

    北廷国彻底从河中地区退了出来，专心经营国内，向北发展的同时，积极地与帝国沟通，加强各方面的联系。

    安西国这边，刘旻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都城从碎叶迁到了河中城原萨曼王朝首都蒲花罗，今布哈拉。毕竟当时的安西国，已是一个横跨七河流域、地涉数千里的中亚大国，碎叶这个王城，居于东陲，虽然条件很多，但也的确不适合作为新安西国的都城。

    迁都之后，刘旻沉下心来，继续着他的改革发展，与安西臣僚们对国家做着一些深刻而扎实的规划，对ys世界的征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苦修内功的同时，扩张的基本国策也不能放下，还是那一点，拼自然发展，安西很难单挑整个ys世界，只不过，刘旻将重点经营方向放在了里海沿岸以及西南的波斯地区。

    至于康居王刘晔，他对六哥刘旻本就有意见，兄弟俩打伙过日子，是面和心不和，矛盾重重，彻底分家之后，反倒亲近了许多。

    背靠安西与大汉，刘晔集康居之力，重点经营“阿富汗”地区，全力与伽色尼争夺纪浑河上游及其北部地区。同样是面对这两国，但两国各自为战之后，伽色尼王朝面临的压力却而不减反增。

    而于阗国的灭亡，也正是刘晔在与伽色尼王朝相争的过程中，顺手而为的事情。刘晔永远记得，当年被皇帝二哥强行叫停的事情，因此，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真正付诸于行动，则在于于阗先王尉迟宝相薨逝，以及西线压力的减轻马哈茂德又南征印度找自信去了。至于中央帝国的态度，不管是此前的康宗刘文澎，还是当下刘文济，刘晔这个皇叔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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