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年），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著《君宪救国论》一文，竭力鼓吹君主立宪。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杨度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其实，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和袁世凯的想法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才是杨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宪救国论”得到袁的赞许，只不过是起到了为袁称帝造舆论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现的中国，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流，但这个人不像一般政客毫无政见，一切从现实利害、升官发财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他的某种理想在内。

    不久，杨度、刘师培、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时称“筹安六君子”。此后帝制论甚嚣尘上，短命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

    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孙毓筠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他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干云，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过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曾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通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过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深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不久，报上出现筹安会的发起书，他也在其中，他称这“何异拉夫政策！”但人们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辩解，对这位中国留学界先觉的失节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六人中杨度是个关键人物，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过。从留学日本到洪宪帝制的破灭，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贯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中还是他比较可以理解。

    杨度在有10811人签名的《筹安会请愿书》中提出国体问题应立即付诸民意机关表决，再以国民会议通过宪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有所变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则是一贯的。

    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君主立宪本为予生平唯一之政见”，“与从前国事共济会之宗旨略同”。“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此言表示他始终言行一致，从清末以来就抱定这一宗旨，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宪成功，他本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为一生之责任”。

    事实上，筹安会出笼后，梁士诒紧接着就策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与之争奇斗妍，劝进之意更加直接，筹安会也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10月，杨度就放弃了筹安会这个牌子，改组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算下来，筹安会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

    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却自信自己有开创之功，新朝宰辅非他莫属。当袁世凯赶制龙袍时，他也向远隔万里的巴黎定做首相新装。新装还没制成，洪宪帝国已经夭折，这些衣装至今还存放在巴黎。

    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就有梁启超反对杨度。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通缉令，声称要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列在第一名。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

    民国七年（1918年），杨度被特赦返京。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称他是“书痴”。他在《湘绮楼日记》里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杨度自己写诗也自称“书生”，有“书生襟抱本无垠”等句。胡汉民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甚勤”。还有人说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这些材料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形象。

    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气，多了些书生气。在和梁士诒等形形色色、老谋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某些书生本色，所以在袁世凯当政的民初政坛上，他也从未出任过什么有实权的要职。1913年9月，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原拟杨度出任交通总长，但梁士诒从中一作梗就没有成功。让他改任教育总长，他则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拒绝了。袁世凯也仅仅授予他参政院参政等闲职。所以纵观民国以来的几年，他是颇为失意的。

    和梁士诒相比较，二人同时考取清末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度是第二名；在清朝最后的袁世凯内阁里，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在民国史上以“财神”著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完全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仍然不脱书生气。梁城府很深，从不流露真感情；杨度容易动真感情，对袁世凯他是真心想感恩图报的。

    蔡锷与杨度虽然政见不同，却也算得上是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蔡锷“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蔡锷所抱的军国民主义，必须假手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有所作为。因而每与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论政，蔡锷却“如水乳之调融。”

    1916年4月10日，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他在向袁世凯请求辞去参政院参政一职的辞呈中说：

    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杨度在文中把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又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斯麦）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是那么高傲，那么自命不凡。20日他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而且到了这时候他还反对要求“元首退位”。

    杨度终生都没有忘记袁世凯当年的知遇之恩。虽然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君宪救国的抱负只有通过袁世凯这样的旧权威才能实现。在袁世凯的身边，他一再劝他容忍革命党，劝他信任蔡锷。他曾极力向袁世凯推荐蔡锷，“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希望他来改造北洋军。杨度还劝袁世凯以诚待人，施行真正的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