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计划半途而废了，但容闳对清廷依然忠心耿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远在美国的容闳给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提出了两条御敌之策：一条是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买铁甲舰，雇用外国士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人的后路，让其首尾不能相顾，此后中国军队海陆并进，以抵抗日本；另外一条是由中国政府派人出面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美的任何一个强国，借款4亿美元，作为对日战争的军费。张之洞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并让容闳赴伦敦借款1500万元。然而让容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容闳与英国伦敦的银行财团商定签约的时刻，清政府却拒绝用海关关税抵押给英国作借款的担保，使得借款协议不能落实，最终容闳的提议胎死腹中。当时的伦敦银行财团认为容闳是在欺诈他们，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他。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在朋友的帮助下方才回到了美国。政府的昏庸无能，出尔反尔，让他无语。189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容闳向清廷提出了兴办国家银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计划，并得到了政府高层的批准。正当容闳踌躇满志地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当时的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通过政治手腕和金钱贿赂，把兴办国家银行的差事揽到了自己手里，容闳只好靠边站了。

    建国家银行不行，建铁路又如何呢？在1896年和1898年，容闳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由于铁路的修建将涉及许多集团的利益，最终在一批地方大员的反对下，筑路计划也无果而终。

    一次次的打击让容闳似乎明白了，不变革腐朽的政治制度，自己再怎么折腾也是白费力，国家不会有希望。

    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酝酿变法，这让已届古稀之年的容闳心头又燃起了希望。容闳后来回忆说，我万没想到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时，前些年在北京常见的康有为及其信徒梁启超正奔走于伟大的维新运动，它很快发展到高峰，成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位数十年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同乡前辈敬佩有加，视其为“智囊”，每遇重大决策问题，纷纷来到他寓居的金顶庙讨教。容闳几乎参与了维新派所有重大活动的策划，并竭力影响这场运动的发展方向。“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其主要内容竟和容闳40多年的追求和实践大同小异。

    戊戌新政要求“变祖宗家法”，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受到了实权在握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最后，戊戌变法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容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