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积贫积弱的面目被暴露无遗。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中国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以发展我国近代的造船工业。因此，设立马尾船政局就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疏朝廷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只有创立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中国海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清政府批准造船奏议后，闽海关拨出船政经费。左宗棠即着手在马尾筹备建厂事宜。在马尾设立造船厂有利因素有四：一是马尾地势险要便于防守；二是马江江阔水平，深达十二丈，涨潮则倍之，既可容纳设计、制造船只，也适合兴建工厂沿岸设施；三是马尾靠近福州，便于官员特别是闽浙总督的监督；四是闽海关在附近，资金有保障。

    正当马尾船政局紧锣密鼓地筹办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是个明于识人、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要有“熟悉洋务”，且“能久于其事”的人才，“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离闽在即，选任能继办其未完之事的官员已迫在眉睫。经过慎重思考，他选中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理由是沈葆桢重视西方科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在洋务派中有较高威望。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推荐奏议，除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外，还由“部颁发关防，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并赐予“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力。尽管在籍丁忧的沈葆桢一再婉谢，但碍于左宗棠的推荐最终也只好勉力支持“中国无一人历其事”的近代造船工业。

    沈葆桢为人沉毅清廉，明知船政之事难为，一旦接手，只能迎难而上。当时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最早的近代工业马尾船政局，理所当然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攻击，特别是当时闽浙总督吴棠给船政事务设置了很多障碍。沈葆桢出于对洋务事业的责任心，为了维护船政顺利进行，向清廷上奏，指出吴棠对船政抱有成见，不利于船政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近代海防建设，沈葆桢慷慨激昂地表达“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的决心。

    除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外，沈葆桢还要面对西方列强的插手与破坏。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不遭削弱，不愿意中国发展民族造船业。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妄图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的阴谋破产后，遂指使其属下闽海关税务司美理登出面活动，企图插手马尾船政事务，又遭沈葆桢拒绝。赫德并不死心，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造谣、破坏活动，但他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外国海员、工匠及教师。对待这些外国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凭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同治八年（1869年）6月10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气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9月25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了。

    在此后的一年半内，“湄云”号、“福星”号、“伏波”号轮船相继完工下水。可沈葆桢并不满足。他认为蒸汽机是全船的关键机器，前几艘轮船的蒸汽机都是进口的，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仿制蒸汽机，中国造船事业才有前途。从同治八年（1869年）年底开始，马尾船政局开始制造150匹马力的轮机。技术人员与工人克服重重技术难关，终于试制成功，安装于第五号轮船“安澜”号上，该船排水量为1258吨，航速10节。同治十年（1871年）6月，“安澜”号完工下水。当时一位英国军官参观马尾船政局后深有感触地说，其产品无论技艺还是细节都可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我国第一台仿制蒸汽机建造成功，是近代海防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造船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虑自制轮船有蒸汽机功率偏小、炮位少的弱点，马尾船政局向国外订购了250匹马力的蒸汽机，用于建造大轮船“扬武”号。这是沈葆桢主持船政事务建造的最大一艘兵轮。“扬武”号排水量1400吨，设三桅，航速可达12节。船上安装10尊惠特沃思前膛炮，这些火炮从口径和数量上均超越以前所造。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止，共有大小10艘轮船完工下水。由于船政经费已颇吃紧，顽固派大臣又不断弹劾，沈葆桢为了摆脱困境，上奏“若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成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但兵船御侮之资，不可因惜费而过少耳。”朝廷批准暂造4艘商轮，以后再造兵轮。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止，沈葆桢全部完成了左宗棠原定的第一期造船计划。这些兵轮除福建水师自用外，其余拨给沿海各省，维持近海治安。当时中国近海一带商船增多，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危及海上贸易。清廷水师的旧式兵船速度太慢，一出海围剿，海盗早已逃之夭夭，赶之不及。待清水师装备了新式兵轮以后，海防形势为之改观，兵轮速变快、洋炮威力大，打得海盗船破人亡，为患数十载的海盗终于戡平。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有两大贡献：一是建造兵轮，二是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因此，马尾前、后学堂只招收天资聪颖、粗通文义的子弟入学。马尾船政局建设工程破土之日，也是学校新生入学之时。

    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了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了为数众多的将才。这些人才大都是栋梁之材，成为我国海防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荣膺振兴中华的重任。除自身培养外，沈葆桢还上奏朝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深造。建议虽未得朝廷同意，沈葆桢还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令日意格在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挑选了几个优秀人才随其出国参观学习，以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强化“洋技”。沈葆桢离任后，马尾船政局的后继者根据他原来的设想，在1877-1897年的20年间共派出4批官费留学生。应该说，由于沈葆桢在培养海防建设人才上的远见卓识，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李鸿章后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其总教习严复就是马尾船政后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除注重培养海军学生外，沈葆桢也注意到自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造船业务，以便更好地管理近代大工厂。他经常不耻下问，向技术人员请教，学习看图纸，充实海防知识，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海防专家。

    自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就在台湾驻兵设防。“置水陆十营，星罗棋布，镇以元戎，遂使倭患永息”。“其制：以万人更番、三年毕戍，埒于九边重镇云”。从兵丁设置看，清廷在台、澎等处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路参将二员，陆路兵8000人，水师兵2000人。军队调自福建，属绿营兵，因三年一换班，故称“班兵”。从水陆营制设置看，台湾方面设有陆师镇标中营、镇标左营、镇标右营、南路营、北路营。水师则设中营、左营、右营。澎湖方面设水师左营、右营。雍正十一年（1733年），添设台湾城守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分设南路下淡水营；嘉庆十四年（1809年），增设艋甲营。虽台、澎的兵力、营制常有增减，但孤悬海岛，士兵不尊王法，加上军队又是轮番戍守，管理不善，故台湾防御空虚，驻防士兵战斗力低下。

    同治十年（1871年）12月，中国藩属琉球派人前往广东中山府纳贡，使者携带回赠的礼品返国途中，遭风暴船漂流到台湾。岛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牡丹社人劫杀了使者。这本是中国与琉球双方之间的问题，但日本政府却借此“琉球事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宣布琉球为其藩属。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我国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同时命令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归沈葆桢节制。江苏、广东沿海轮船，归沈葆桢调用。台湾筹防所需款项由福建供给。沈葆桢接旨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保卫台湾、维护领土主权的历史使命。

    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而台湾的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经过深思熟虑，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一是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我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戳穿日本谎言，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二是加强海防力量，日寇利欲熏心，未必因理屈而退兵，日本之所以如此气焰嚣张，是因为中国器械未精，兼恃美国暗中资助，因此必须速购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子弹等物，改善军队装备；三是抽调得力人才，协助筹办台湾海防。福建兵力不足，请外省增援，水师轮船不够，请将沿海各省的兵轮调到福建沿海；四是台湾海峡之险，甲诸海疆，如遇飓风，难通消息，请架设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及厦门至福州的陆路电线，使消息尽快畅通，不至贻误战机。对日四大方针反映了沈葆桢的远见卓识。他对敌我态势分析得极为透彻，并且力主备战，以实力威慑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清政府对沈葆桢的建议赞赏有加。

    6月14日，沈葆桢赴台湾之前，就部署了福建沿海的防御工作：“福星”号泊台湾；“长胜”、“海东云”号往来于闽台；“扬武”号巡弋澎湖；“靖远”号往返于福州、厦门；“振威”号穿梭于马尾、上海。16日，沈葆桢视察澎湖炮台及设防，痛感驻守班兵太弱，不堪一击，遂萌发整顿守军的想法。17日，沈葆桢抵台湾安平，接见当地官员，进一步了解台湾局势。他见台湾班兵太少，就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即唐定奎率领武毅铭字军十三营，到台湾布防。8月23日，第一批武毅军2000人到台，驻防凤山（今高雄）。10月下旬，第二批增援2500人到达。沈葆桢见台湾北部后山防御力量单薄，且有日人觊觎，遂派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部东渡，驻防苏澳。在台期间，沈葆桢制订了“驱倭抚番”方针，依靠人民加强地方的防卫力量。他派熟悉民情的官员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勇，成立乡团，发给武器。深入高山族社，发动山胞抗倭。日军入侵后，高山族同胞遭受蹂躏，因此一呼百应。“抚番”成功，为收复失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加强台湾防御力量，沈葆桢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从天津调运新式洋炮，从福建调拨数万磅火药，在安平、旗后、澎湖等重要海口修筑炮台。经过精密部署，台湾的防御力量大大地增强了，敌我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入侵台湾的日军很快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朝野上下筹办海防的浪潮。沈葆桢认为要在台湾搞海防建设，首先应该建设台湾。长期以来，清政府奉行“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对开发孤悬海上的台湾有许多禁令，严禁大陆人民偷渡。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地少人多，漳、泉两地人民仍然有人偷渡入台。清政府禁令限制了中国人，却限制不了外国人。鸦片战争后，外商抵台低价收购蔗糖、茶叶、樟脑，输入鸦片等毒品榨取钱财。为了杜绝外国染指台湾，巩固台防，沈葆桢上疏要求开禁，允许大陆人民自由东渡台湾，进入“番界”，开垦土地。据文献记载，当时应招赴台者络绎不绝，仅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汕头、厦门三处就有2000家乘禁令解除而预备渡海。大批大陆人民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开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杜绝了外患，巩固了台湾海防。沈葆桢设防与开发两手一起抓。先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凿山修路，开发台湾东部。这是台湾开发史上的创举，工程十分艰巨。沈葆桢调兵开凿，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防。一年后完工，共耗银20万两，死亡官兵达2000余人。沈葆桢开山修路，不忘“抚番”。他制定了许多办法，有效地管理着少数民族。如政府提供费用，在高山族地区办义塾，高山族人从此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此外，他努力改善高山族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开发台湾，促进了汉族与高山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并为筹办海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当时隶属福建省，属福建巡抚管辖。由于交通不便，台湾镇、道大权在握，与巡抚只有公文上的来往。沈葆桢痛感台湾吏治昏暗，认为要加强海防，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在修吏治、营政；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因此，他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总揽台湾军、民两政，兼理学政。为了适应开发台湾的新形势，沈葆桢调整了台湾的行政区划，将台湾一府三县改为二府八县，以有效控制台湾南北。清政府同意他的建议，令福建巡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守台湾，统筹全台、筹办海防。与大陆远隔重洋、鞭长莫及的困境得到克服，台湾的管理得到加强。

    为了巩固台湾海防，沈葆桢改革班兵营制，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海军及其装备，在澎湖训练水军，在台南选练洋枪队。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设计修筑“亿载金城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并把台南政府所在半月城加以重修，使之坚固。还修建台北府城等处，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这些防务设施，以安平炮台为最大，沈葆桢为其取名“亿载金城”，并书写镌刻在城门上。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座规模宏大的炮台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今它还傲然屹立在台湾西海岸上。

    筹办海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费，不论是购枪炮、舰船，还是修炮台、养兵军饷都离不开经费，没有经济作后盾，海防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筹办海防，与兴利、求富是一致的。沈葆桢认为要加强台湾的海防力量，应从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入手。只有台湾经济繁荣、地利尽开、饷源充足，台湾的海防才能真正巩固。台湾煤源丰富，沈葆桢首创官营开采，开办基隆煤矿，既为福建船政解决用煤问题，也为台湾增加了收入，同时还可以进入上海、香港市场与洋货竞争。后基隆煤矿“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万石，可得二十余万元”。

    沈葆桢于光绪元年（1875年）8月调任，丁日昌以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兼管台湾事务，继续沈葆桢的改革。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后，还不时关心着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光绪三年（1877年），丁日昌奏请在台湾兴修铁路，开办矿务等事，沈葆桢给予全力支持。自沈葆桢始，后经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努力，台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沈葆桢为筹办台湾海防，先后渡台两次，是在台湾兴办洋务的第一人，也是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台湾东部的第一人。

    沈葆桢是个爱国、清廉的洋务派官员，也是为国为民尽力寻求自强之路的有识之士。他民族自尊心极强，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直至临死前，他极力主张的建立以铁甲舰为核心的外海水师仍未能筹办，他在遗疏中还指出“事关呼吸，迟则噬脐”。他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作出的不懈努力，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第五章曾公帐下一卧龙——刘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