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弃笔从戎，想凭借自己过去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参加新疆战事的经验，在反侵略战争中为祖国作出一些贡献。但事与愿违，个人抱负不能实现。战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然，魏源也不例外。魏源回到扬州以后，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次战争？为什么一个天朝大国会败给一个小国？这样的战争如何才能取胜？怎样为国雪耻、富国强兵？这一系列问题一直萦回于他的脑际。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最后，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部著作。《圣武记》共14卷，卷1记开国，包括开国龙兴记4篇；卷2记藩镇，包括康熙戡定三藩记2篇；卷3到卷6记外蕃；卷7记土司苗瑶回民；卷8记海寇民变兵变；卷9至卷10记教匪；卷11到卷14为武事余记。《圣武记》刻印后，又作过两次修订。

    《圣武记》主要记叙了清朝从开国到道光年间清政府进行的军事活动。在其序中有“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的话，表明这本书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强调《南京条约》的签书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强调《南京条约》的签订日是国耻日，中国人民不应忘记这个日子。

    这部书的资料是他在北京任内阁中书时（1828-1830年）搜集的。这部书叙述了开国初年至道光年间清政府为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对于魏源第一次从军时的战争，他在《圣武记》中说：“有人认为乾隆时在新疆驻扎军队，增加兵饷，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增加，因而驻军新疆是不必要的。”魏源在书中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他承认，在新疆，清政府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经营。但有人认为取之虽不劳，但守之倒太费。他认为，南北两路兵士1.9万余人，军官14000余人。其中有驻防兵和换防兵，每年支出银饷67.89万余两。而他们在内地时，也是这么多，并没有增加，更何况，驻军屯田所得的粮食收入，每年有14.3万余担。新疆物产丰富，赋税较轻，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往来，不见兵战之事，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更是好事，因此若把财政见绌归罪于新疆驻军是一种不智的说法。他说：“目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麈中国。”强调了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还有统治者为维护宗主权对邻国的战争；有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对少数民族和劳动人民进行的战争。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关于清朝民力、物力的盛衰，人才风俗进退、增减的情况。

    根据书的重要内容，可以从中概括出以下几个论点：

    其一，分析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魏源认为战争发生的根源不在林则徐的禁烟，书中驳斥了那些顽固派的观点——林则徐的禁烟是导致战争的根源。他认为英国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并不单纯是由于停止鸦片贸易。禁烟活动只是战争的导火线，那只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借口。在今天，我们已明了，英国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是由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掠杀、侵略。发动侵略是为了扩大市场，寻求原始资本——金银的积累。

    其二，他认为要克敌制胜、富国强兵，就应该向外国学习，而不是闭关自守，老是摆出一副天朝帝国的脸孔，拉不下面子。他说：“夫不借外洋之战舰可也，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比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滥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烈？船则脆薄窳朽不中程，不是遇风涛，安能遇敌寇。”他强调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些观点当然易于被人接受，但在当时，恐怕是连想也没有人曾这样想。

    其三，要想百战不殆，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他在书中强调了知彼的重要性——只有对外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攻其弱点，战胜敌人。他要求政府不能再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盲目虚骄，贻误时机。他说：“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船购求中国书籍，转泽夷学，放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这是他对《孙子兵法》的应用和推广，对清政府是有着相当意义的，但在当时却很少被采纳的。

    其四，他归结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朝廷指挥失误，而并非侵略者的武器精良、军队强悍，或是士兵不动，或是因“汉奸”“莠民”所致。他认为：“奈何动曰无兵可用？又奈何动曰莠民可虞？诚能招募骁悍之民为兵，则北五省之回匪、红胡匪，……练中原亡命为陆营，陆营无敌于西北，而土盗不生于西北矣。收两利，去两害，是在神明代裁之大人哉。”他要求统治阶级用国内的敌人去攻打国外的敌人，然后坐收渔利。

    其五，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导致国贫民困的根源在于鸦片的输入和政府官吏的贪污腐化。鸦片的流毒，不仅使财富外流，而且使政治腐败、人才销铄，故他认为清政府应严厉禁烟。他说：“诚能以剃发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断接济，以坚壁之法御火攻，烟可不遏自绝，寇可不战自困。”

    其六，他认为在整肃内政方面应该采取除弊、节用、塞患、开源等措施，努力提高国家的国力。

    他坚信，如果清政府真按他的意见去办，综合国力可以进一步增强，国耻可雪，外敌可御，清朝仍可回复到“康乾盛世”的局面。“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这就是魏源编撰《圣武记》的目的。

    完成《圣武记》之后，魏源又开始继续林则徐的嘱托，致力于《海国图志》的编写工作。

    魏源在江苏苏州守制，时值林则徐调任江苏布政使，两人常相往来，这给魏源以极大安慰。1832年，魏源应两江总督陶澍之邀，赴南京筹办两淮盐务。魏源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将食盐包商制改为盐票制，裁浮费，减盐价，结果不仅使国家税收每年超额几十万两，商人、百姓也都得到了好处。后来两江要员如林则徐、李星沅、陆建瀛等，凡是有关漕河、盐兵等事，总要请魏源参与。他写的《淮北票盐志》《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都是当时改革盐政的重要文献。

    1835年，魏源由南京迁居扬州，因经营票盐获利，构“园”于扬州新城，内有古微堂、秋实轩、古藤书屋，兼有“竹林亭池之胜”，作为他读书治学场所，同时接母亲来此奉养。1838年，魏源应甘肃古浪知县陈世镕之约游西北各地名胜，写有多组山水诗，有些诗序写得清彻冷隽，是很好的山水小品。

    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对英国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怒，主张坚决抵抗。他曾应邀赴浙江宁波前线参加抗英斗争，并亲自参与审讯英俘安突德（P。AMmther），根据其口供，“旁采他闻”，作成《英吉利小记》。1841年5月底，广州三元里村民以三元古庙的三星旗为令旗，联络附近103乡民众在牛栏冈丘陵地带痛击来犯英军，伤毙敌人约50名。消息传来，魏源满怀激情援笔成诗，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光辉史实，留下了珍贵的记载：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

    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1841年6月，林则徐被罢职，发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途经江苏江口（今镇江），与魏源相会。老友见面，百感交集，先是相对无言，继之通宵对榻，痛论民族忧患，国家兴亡。愤懑、忧戚、商略、砥砺，两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完全融为一体。魏源后曾赋诗《江口晤林少穆制府》，生动、逼真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林则徐临行，把自己所辑《四洲志》及在广东收集的外国情况资料全部送给了魏源，请他在此基础上写作《海国图志》，并荐魏源去两江总督裕谦处参与戎机。魏源欣然接受，在送别林则徐后即再赴浙江前线，入裕谦幕，积极筹划抗敌之策。当年秋初，龚自珍至扬州与魏源叙晤，这也是他们二人的最后一次聚会。在这一年里，魏源作《寰海十章》《秋兴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后十章》。魏源受阮嵇《咏怀》和左思《咏史》的影响，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炽烈的爱国热情和不满黑暗现实、要求变革的抱负。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而结束。在此前后，魏源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圣武记》。该书成书于1842年9月，此后又两次修订、增订。全书共14卷，40万字，前10卷叙事，讲述自清朝开国以来至道光历史，后4卷是议论，讨论兵制、练兵、筹饷及攻守策略等问题。这是他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的精心之作。

    鸦片战争失败，“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圣武记》完成后不久，魏源以惊人的毅力，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本的撰写。魏源在这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向人们宣告，闭关自守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已经进入了海国时代。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宣称写作此书目的在于“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希望统治者能“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他在书中大声呼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在中国建立造船厂、火器局，学习西方练兵之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进一步主张清政府应该自己设厂制造工业品，“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他甚至提出凡“沿海居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满怀信心地相信，只要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就能够“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

    《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启蒙著作，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给后世以重大启迪。然而令人遗憾又发人深思的是，这部书竟最先在日本产生实际影响：日本维新运动先驱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无不竞相阅读此书，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但在中国，直到1860年还没有多少人重视此书。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并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先驱之作。正如王韬所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1844年，魏源又一次参加礼部会试，中第十九名贡生。但因试卷字迹不工整，罚停殿试一年。次年，补殿试，赐同进士出身。8月，任扬州府东台县知县。年过半百才典个县令，这对胸怀大志的魏源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1851年，魏源任高邮知州。1853年4月，太平军北伐过此地，清廷以“迟误驿报”罪名革其职。

    其间，魏源曾因母丧守制，在扬州致力著述，三订《圣武记》，于1847年将《海国图志》增订为67卷，1852年扩展为100卷。在书中，魏源除突出重商思想外，还表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赏。同年，魏源的另一部主要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亦定稿。

    1854年，经袁甲三保奏，魏源得以官复原职，但他以“世乱多故，无心任官”为由力辞不就。1855年，魏源居苏州参禅。1856年寄寓杭州东园僧舍，“终日默坐参禅，耳听微聋，默而不语”。1857年3月31日，魏源因病逝世，终年63岁。亲友以其生平热爱祖国山水之胜（800多首诗歌绝大部分为模山范水之作），将其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

    魏源对后世文化思潮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他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龚自珍因为早逝，远未涉足这一领域。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魏源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著《海国图志》冲破“中国中心”的本位文化观念，向眼界闭塞的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生气勃勃的世界。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仔细分析、研究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找出了中国在军事、制造工业等方面的差距，响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魏源“师夷”的思想，包含有广阔的内容，其核心部分是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学习外国的养兵、练兵之法，加速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近代民族民用工业。与此同时，魏源“师夷”的思想中还不无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成分。他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瑞士民主政治的艳羡，便隐隐约约透出了这样一种意旨。

    向西方学习，这就是魏源“师夷”口号的精魂，在蒙昧自大的帝国文化氛围中，这一口号无异于石破天惊！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世洋务运动的思想渊源。洋务派的中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无不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增强国力，以便清政府能从容“制驭”西方国家与国内民众。左宗棠筹办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是洋务运动中的一员干将，但是，他并不把这些洋务事业看作自己的独创，而是将其视为继承魏源的遗愿。张之洞对龚自珍嬉笑怒骂抨击时政至为愤慨，但对魏源十分钦佩。他称《海国图志》的问世，“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而追随魏源的思想轨迹的“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总结说，魏源当初提出发展对外通商与学习西方长技，朝野上下“无不笑且骇者”，以为是天方夜谭、奇谈怪论，而仅仅十余年后，“其言皆验”。由此足见魏源的思想具有一种把握时代脉搏的“超前性”。

    魏源的思想也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假如说，魏源“师夷长技”的口号和创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设译馆翻译西书等具体主张都被洋务派所继承，那么，魏源关于学习西方，实行政治改革，发展工商业，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思想则启发了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虬等早期维新运动思想家，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更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推动者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江标、皮锡瑞诸人都有直接影响。王韬曾高度赞许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这一“先声”是近代文化觉醒的先声，是中国冲破中世纪蒙昧、面向世界的先声。

    魏源不仅是影响中国近代文化的前导性人物，而且具有国际性的影响。《海国图志》问世后，先后传入德国、英国、日本、朝鲜，而受魏源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则是日本。日本学者增田涉写了一部名叫《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的著作。书中说，《海国图志》初入日本时，一百三十元一部，仅八年后便上涨到四百三十六元一部，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人争读《海国图志》的情形。由于《海国图志》切合了日本锁国时代思想界睁眼看世界的需要，当时的“开国先觉者”如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安井息轩、赖三树三郎等人，都竞相阅读《海国图志》，从中汲取营养。梁启超曾揭示魏源在日本思想界的重要影响。他说：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皆为《海国图志》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话剧”。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说，日本的平象山等人，读《海国图志》而愤悱，“攘臂而起，遂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

    梁启超评论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之大计。”1828年夏，魏源游杭州，从居士钱东甫学习佛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魏源对宗教学说因此有较高深的造诣。

    1829年，魏源与龚自珍应礼部考试。龚自珍中进士，魏源不第，遵例纳赀为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得以在内阁任事。这使他“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磅礴于胸臆”。就在这时，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等好友结成宣南诗社，时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议论时事，探讨学问。这一期间，魏源写成《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书，完成了刘逢禄遗书的校勘工作，并作《刘礼部遗书序》，析述今古文家法的源流演变，特别是张扬今文学派的宗旨：“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计，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虽盛业未完，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

    魏源和龚自珍是同时代人盛赞不已的“绝世奇才”，也是后世新思潮、新学风的滥觞。他们痛切感到社会深重危机，猛烈批判扼杀民族生机的专制主义和束缚人们头脑的腐朽文化，大胆倡言变革，呼吁一个生机勃勃、人才涌现、个性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些言论的深刻意义，在于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时代的金科玉律与文化蒙昧，提出了一系列闪烁着近代思想光芒的崭新价值观，从而宣告了中古文化的终结与近代文化的发轫。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论说“新思想之萌蘖”时，将“因缘远溯龚魏”。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叶德辉则将清王朝皇冠落地的大灾难、大变局，归咎于龚自珍和魏源二人。

    但是，个人经历的不同以及世界的丰富多彩决定了龚自珍与魏源无论在文化性格还是在文化影响上都具有各自的特色。

    与龚自珍比较，魏源有两大不及之处。论文学，魏不及龚，龚诗境界雄伟、形象瑰丽、意念新奇，魏诗则虽“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却乏于艺术精魂。论抨议时政、褒贬人物、惊世骇俗，魏也不及龚，魏源号“默深”，“默深”二字有“默好深思还自守”、“言立不如默成”之意，可见魏源的性格较为内向，而不像龚自珍那样易于冲动。正因为如此，对于龚自珍的“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魏源殊不赞同，为此，他曾专门写信劝诫龚自珍慎于言行。由此一来，他对现实的批判，自然在尖锐性上逊于龚自珍。

    但是，与魏源比较，龚自珍也有不及之处。

    首先，龚魏二人虽然都主张经世实学，但是，就漕盐实政、务实重行而言，龚远不及魏。魏源是湖南人，青年时就读岳麓书院，深受“留心经济之学”的湖湘学派的影响。此后，他又相继为贺长龄、陶澍等大员的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预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积累了大量“经济之学”的实际经验，成为名闻一时的实政之学的专家。

    在经世实学方面，魏源的诸多活动影响甚大。道光初年，魏源在贺长龄幕中主持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书集清初至道光以前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清晰地体现了经世派注重研究当代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注重实用、功效、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不啻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它把士大夫爬梳经卷的注意力引向了社会实际事务，从而开创一代经世之风。此书出版后，凡讲求经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册，无人不知此书。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也深为重视《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说，他研究经济之学以两部书为根柢，一部是《会典》，另一部便是《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读《皇朝经世文编》，满纸丹黄地圈画，其专心致志可以想见。《皇朝经世文编》闻世之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经世文编热”，依《皇朝经世文编》体例续编之书竟多达一二十种，由此足见《皇朝经世文编》在中国近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

    道光初年，清代经济生活中有两项重大改革，即初为江苏巡抚后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苏实行的漕粮海运以及在两淮盐业专卖区推行的“票盐法”。这两项经济改革的要点是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漕务与盐务中。具体而言，在漕务方面，废除传统的漕粮官丁督运制度，代之由吴淞沿海一带的船运资本家来承担漕粮运输业务。在盐务方面，则是于淮北盐区内，改盐业官营为商营，实行盐业自由贸易。无论对于清政府摆脱财政困境来说还是对于航运业与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说，这两项改革都具有颇为积极的意义。而当时来往于贺长龄、陶澍两幕府中的魏源，正是漕粮海运与实行“票盐法”的积极倡导者与设计师。这无疑也是一种文化影响，一种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深层的文化影响。

    §§第二章一生怀抱几曾开——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