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当代海瑞蒙难元帅彭德怀
-------魏堞
1966年7月16日,毛澤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毛澤东看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刊登这一新闻的同时发表社论《跟着毛澤东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在“文ge”急风暴雨的冲击旋涡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内外杰出人士,都遭到迫害而牺牲。多少元戎名将,多少文豪人杰,在激流中沉浮,在牢狱里化成青烟……
1966年12月28日午夜过后,一辆深灰色的囚车,从北京站向五棵松附近的一所军营疾驶而去。车停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青呢大衣、内穿黑土布棉袄的老人。战士们把他架进小屋,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睡觉,我好几夜没睡了。”他脱了大衣,拉开被子,倒头便睡。大衣口袋里掉下一本红皮《主席语录》。战士翻开一看,书皮内写着“彭德怀”三个字。两天前,这位身经百战,曾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三军统帅,在四川成都永兴巷七号住宅,突然被来自北京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接着他被押上火车,揪回北京。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清王朝皇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彭德怀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澤东请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澤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就在9月11日上午,中央曾派彭真等人同彭德怀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毫无精神准备,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是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9月2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澤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毛澤东看信后,决定于9月25日亲自同彭德怀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希贤、彭真参加。
在谈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讲的三条保证(即不会做反ge命、不会自杀、愿自食其力)时,毛澤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接着,毛泽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淡。1965年11月30日,在彭德怀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他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被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彭德怀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走了20多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走遍金沙江两岸的川、滇、黔交界的广大地区……
正在这个时候,阴谋家的黑手又伸向彭德怀了。1966年4月12日,关锋、戚本禹根据江、康的授意,写了一份材料,对中央任命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思想上有保留,我们反对这样的处理”。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12月,蓝苹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随后,戚本禹也打电话给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12月22日晚,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抓走了彭德怀。早到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红卫兵,闻讯后又于23日从“天派”手里夺走了彭德怀。三线办公室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总理办公室当即传达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准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北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彭德怀到达北京后,1966年12月28日安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监护。
1967年元旦,彭德怀写信给毛澤东: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住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这封充满希望、期待的信,是彭德怀写给毛澤东的最后一封信。但是,一天天、一月月,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彭德怀遭遇大批判的风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又一杀气腾腾的文章《评反ge命两面派周扬》。红卫兵要彭德怀对姚文章的看法。彭德怀回答说:“我不写,姚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在红卫兵的再三催促下,彭德怀给姚射去“回马枪”,对所谓“自命为海瑞的右qin机会主义集团”的诬陷,表示极大愤慨。
红卫兵进一步逼他承认所谓高岗、饶漱石的“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什么俱乐部!”‘红卫兵说:“非写不可!”彭德怀气愤地把桌子“嘭”地一拍,瞪着眼珠,大声吼道:“杀掉头也没有!”这时,遭受疾病折磨的彭老总,因为囚房里没有阳光,窗户用旧报纸从底直糊到顶,屋内潮湿,没有衣服可换,双腿、臀部和背腰都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两个多月未换的内衣裤,沾满了脓血,袜子也破了,棉裤露出棉花。
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他给侄女彭梅魁写了封信,要换洗衣服。信上说:“……在成都被抓的时候,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黑制服、袜子、布鞋,还要一点钱。”天暖了,彭德怀还是穿着破旧棉袄裤。他向哨兵要来针线,眯着眼睛,一针一线缝补。
3月19日,一个参谋送来彭梅魁给他带来的衣物和水果,也带来了安慰和希望。彭梅魁告诉笔者,当她知道彭老总的下落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长篇讲话《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他公开点名彭德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是反ge命。
彭德怀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将报纸扔到一边,气得倒在床上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雄伟、粗犷的歌声,震惊了军营,撼动了牢房。
1967年7月的一天,中央的“代表”前来审讯彭德怀。这代表就是造反派“地派”头头王大宾。他们对彭德怀一阵拳脚相加之后,要他限期交代如下问题:
一.与刘少奇、邓希贤、贺龙的关系;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的战略方针:
三.岸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7月11日,北京市50多所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动员开展大批判、大揭发。蓝苹几次对红卫兵说:“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啊!”
7月12日,康shen、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戚本禹对韩爱晶等人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对毛的罪行。彭德怀反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彭德怀是个军阀,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
7月19日,酷热的中午,彭德怀刚吃完有人塞给他的一个玉米饼,就被拉进吉普车,押到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几十个红卫兵。红卫兵厉声地要彭德怀交代问题!
“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彭德怀昂着头态度温和地说:“我几十年来忠于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有人责问:“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打死了几万日本兵。”“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打日本鬼子呗!”彭德怀脸上露出轻蔑的冷笑。“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受到主席批评?”“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主席、中央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它地方组织一两次。”这时,有个北航党委的干部钻了出来,歪曲事实地说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
彭德怀立即打断这个干部的话,讲了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战斗怎样英勇,连红卫兵都听着迷了。韩爱晶为扭转会场局面,又喊叫起来,要彭德怀交待在庐山会议上反毛的罪行。彭德怀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彭德怀严肃地说:“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在万言书里骂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其实,这个发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过“万言书”。彭德怀反驳说:“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问题。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主席,对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彭德怀略有沉思,说:“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彭德怀说出了他百思不解,长期埋在心底的话。红卫兵人群里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喊:“打倒彭德怀!”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尖声喊道:“你反不反对毛!?”
彭德怀气势昂然:“我不反对毛,我只是对毛无话不谈。”韩爱晶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70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彭德怀被人拉起来时,他头上淌着血,站不住。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
这次批斗会上,彭德怀受了重伤。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次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厂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批斗彭德怀的第二天,有关人员曾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
韩爱晶答:“中央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
“周总理不是向你们作过‘不许武斗,不许游斗,不许逼供信’的指示吗?”
答:“总理的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是最新指示。”
为掀起“批彭”gao潮,7月26日下午,北航、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七万人大会。接着,各兵种总部、国防科委、在京军事院校、人民日报、邮电学院等十单位,相继召开批斗大会,彭德怀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受尽人间折磨侮辱。张闻天和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李志民等著名将领一次次陪斗。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师大造反派的“喷气式”批斗。浦安修因拒绝揭发彭德怀,扁担打在她的肩背上,头被揪着往墙上撞得咚咚响。当时印发的红卫兵小报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为彭贼涂脂抹粉”,警告她“再不交待,砸烂你的狗头!”
彭德怀遭到罪恶的审讯始末。大批斗的风暴刚过,又开始了更为残酷的秘密“审讯”。这种罪恶的审讯,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相继进行150多次,直到彭德怀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溃。
审讯的重点,有什么“假党员”,“里通外国”,甚至奉命出国访问、接待外宾,都成了问题。
1955年5月,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径莫斯科。赫鲁晓夫曾与彭德怀谈话,谈及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仅由少数高级人员参加。回国后,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如实向毛澤东作了汇报。
审讯人员用“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再三进行逼供。彭德怀在连续三天七次的审讯中,因患感冒,咳嗽不止。彭德怀忍着病痛,拒不屈服逼供。他大声说:“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员骂他:“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彭德怀忍无可忍,跳起来拍桌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1968年1月19日起,专案组用车轮战突击审讯,每天从晚上七时,一直审讯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反复穷追死逼,直到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26日这天,从下午六时审问到第二天凌晨三时,连续对彭德怀审讯九个小时。这天的《哨兵日记》,如此记载着从审讯处回到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伏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态。”
1959年,彭德怀出国参加阿尔巴尼亚霍查举办的宴会,在小会客室曾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礼仪性的会见。为逼供这个问题,专案组在长达11个小时的连续审讯里,对他进行车轮式的轮番“轰炸”。审讯人员轮流休息、吃饭,却不让彭德怀吃喝,逼他承认同赫鲁晓夫“密谈”,“同苏修勾结”。彭德怀宁死不屈,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破口大骂,捶着桌子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人员恫吓他:“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彭德怀冷嘲地说:“好啊!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后来,彭德怀被迫写了“检查”,并把它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又加上一段注解:“为此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与苏修勾结反对毛……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要弄清真相,事实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
“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1968年3月,黄永胜接管彭德怀专案组以后,审讯更是一次比一次残酷。彭德怀看了“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名单,“扳着手指头数”,当知道一个个熟悉的老同志不见时,他“流泪四次”。彭德怀经常失眠。9月11日后,他连续四夜失眠,彻夜不睡。他在牢房里踱来渡去,常常自声自语,嘴唇不住地颤抖。有时他坐在床上,静静地出神,有时他挥舞双手唱歌发笑,有时突然火山爆发,高喊吼叫,把牢房都震得嗡嗡响……1973年4月,彭德怀直肠癌恶化。一天他忽然跳下床,仰天长叹,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彭梅魁说:“今天让我见主席,明天我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我这个党员的责任!”彭德怀喘息着,反复地说:“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这时,彭德怀还不知道,“彭德怀专案组”早在1970年9月17日就写过一份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无耻的谎言,歪曲不了彭大将军革命战斗的一生;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改变不了他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彭德怀忍着剧烈的疼痛,大骂江蓝苹一伙“国民党特务”。他对伏在他身边痛哭的彭梅魁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们这个党呀,坏事就坏在那些国民党特务手里,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指‘上海帮’)害死的!”彭德怀告诉彭梅魁说:“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元帅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76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两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为彭德怀、陶铸两位同志恢复名誉的追悼大会。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勇敢来自责任,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元帅从庐山蒙难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坚信历史终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保持着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1962年6月16日,彭总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8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又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在失去申辩权利的情况下,为避免不测,他将写的一些材料送回湖南老家,埋在炉灶下。这些材料,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驰骋疆场、英勇战斗、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彭德怀,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重要遗物。他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他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不幸的是彭德怀元帅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林贼、“上海帮”的残酷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希贤、胡等人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雄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了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
几经沉浮,这篇足以称作中华民族思想里程碑的旷世檄文终于冲出死海,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当时,因受彭总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在字里行间,她仿佛找到了真理、增强了勇气。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词,根据伯伯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将信交给王震同志。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他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希贤同志。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邓希贤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来自高层的声音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早在1976年10月,陈云就说过:“由于毛澤东的神化地位,他的话是不能拂逆的圣旨,对彭德怀这样明显不公平的事,是谁也碰不得的,谁说话谁就倒霉”。
邓希贤颇有同感,言简意赅地接着说:“凡是毛澤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澤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澤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等人把目光瞄向了大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身上。他们深知,要迅速走出徘徊,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就必须重新重用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是我们党历经劫难,硕果仅存的宝贵财富。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把被“上海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上海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作出的错误结论。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力排干扰,对中组部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胡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所有这些,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实现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他深思熟虑,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中共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六个问题,语惊四座,反响热烈,接着,胡在西北组直言:“我赞成把‘文ge命’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主席的旗帜。”
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ge”中和“文ge”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8条平反决定。其中一条就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ge”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定于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没想到他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党中央发出了指示。
追悼会迫在眉睫,可彭德怀的骨灰一点消息也没有。几经辗转,追悼大会的筹备人员才从彭总的侄女彭钢那里听到有关骨灰的线索。彭钢说,浦安修告诉她,彭总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孙明告诉她,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彭老总被蓝苹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得知彭总已经去世的消息后,用心良苦地对保存彭总的骨灰作出明确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总的骨灰下落。他们直接找四川省书记,不巧,省书记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人只好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同志,向他递交了查找彭德怀骨灰的信函。张振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对这两位人说:“彭总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不,没有搞错。”来人肯定地说:“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也算巧了,张振亚紧皱眉头,搜索记忆,终于想起了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寄存在成都,他脱口而出:“有啊,但那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总的骨灰盒!”张振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年前那一幕幕尘封的往事,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当年在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工作的张振亚,有一天接到组长杜心源的电话,请他到办公厅来一趟,他立即来到了杜心源办公室,杜心源严肃而又认真地向他布置任务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盒已到了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都不准挪动。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不能马虎,要办好。”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到了锦江宾馆,找到了二位军人。二位军人对他说:“我们奉命来成都,中央首长以及周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一定存放好骨灰盒,绝对保密。”两位军人又再次向他交待:“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于是,张振亚布置将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没想到,王川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张振亚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将这两位军人送回宾馆,心急如焚,立即驱车赶往成都东郊火葬场。车子还未停稳,张振亚就急步跳下车,直奔骨灰保管室。谢天谢地,王川的骨灰盒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架子上。
一星期后,也就是离追悼大会召开前两天的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元帅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彭总的侄女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彭钢小心地捧着伯伯的骨灰盒走进汽车,车队拉着彭总的骨灰穿过北京的沉沉夜色,将彭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历史是公正的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怀念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同志。
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同志来了,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也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医院赶来的。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希贤、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邓希贤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邓希贤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彭德怀元帅亲属表示慰问时,浦安修、彭钢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又一次涌出眼眶,邓希贤同志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应该哭,应该高兴!”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澤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如果彭德怀元帅在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98年10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发表重要讲话。江总在高度评价彭德怀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实验经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始终坚持学习、继承和发扬。诗为心声,颂扬当代海瑞,请看《蒙难元帅彭德怀》:
公元一**八年
农历九月初十日
湘潭诞生彭青天
读过两年私塾子
家贫煤窑当苦工
疾恶如仇细伢子
官逼民反闹粜汹
劫富济贫叛逆行
救国救民志无穷
投奔湘军去当兵
考进长沙讲武堂
艰苦求索方向明
毕业湘军当连长
北伐战争立战功
作战英勇代团长
大革命失败忧心忡
秘密加入中共党
投身革命立奇功
领导平江起义闯
率部奔上井冈山
武装斗争无阻挡
敌军围剿井冈山
神勇卓绝彭军长
指挥红五军战犹酣
中央苏区摆战场
红三军团总指挥
屡建战功打硬仗
湘江激战突重围
遵义会议拥戴毛
长征路上振神威
坚决反对张国焘
妄图分裂党中央
北上抗日风怒号
东渡黄河斗志昂
红军改编八路军
深入敌后打豺狼
百团大战灭日军
副总司令彭德怀
抗战前线建功勋
撤出延安胡军来
指挥西北野战军
三战三捷心花开
横刀消灭蒋胡军
立马解放大西北
收复延安情难禁
全国解放重任委
美帝侵朝战火燃
林贼装病来推诿
临危受命司令员
抗美跨江援友邦
保家卫国战犹酣
狂轰滥炸逞凶狂
指挥作战运雄韬
打败美帝野心狼
军事指挥才能高
南征北战军事家
授于元帅更辛劳
国防建设显才华
农村调研展宏图
国防部长政治家
庐山赴会风尘仆
实事求是吐忠言
上书为民鼓与呼
刚正耿直彭总憨
呈送主席千言书
无畏蒙冤遭罢官
挂甲屯田劳作福
吴家花园时光冉
读书学习下功夫
重新工作主席遣
彭总奉命西南行
指挥建设大三线
露出杀机定罪名
蓝苹诬陷怂恿蛮
煽动首都红卫兵
揪回北京批斗繁
拳打脚踢游街毒
古稀之年遭摧残
面对淫威不屈服
非人折磨半身瘫
饮恨含冤病逝孤
改革开放艳阳天
中央补开追悼会
恢复名誉平反宣
沉冤昭雪千秋泪
蒙难元帅彭德怀
九泉有知应笑慰
2011.05.31